张金梅
【作者机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来 源】《戏剧之家》 2025年第21期
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原本是一个学术公论。一般认为，黄梅戏作为小戏出现于晚明时代，形成正本大戏不晚于清乾隆年间。明清两代，黄梅戏陆续多次从湖北黄梅传入江西、安徽等省。然而，一方面，在黄梅戏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过程中，由于演员们社会地位低下，且文化水平不高，未曾留下相关文字记录。另一方面，老一辈学者陆洪非、王兆乾、桂遇秋等，也因条件限制见到清代、民国文献极少而对黄梅戏历史的描述有欠完整或有所偏颇。更为重要的是，近十几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如火如荼地发展，黄梅戏起源地之争竟然甚嚣尘上。为正本清源，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有黄梅戏历史话语体系，构建黄梅戏历史文献保障体系和新的话语体系，奠定中国黄梅戏发展通史书写基础，梅杰结合大数据史料，本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学术精神，自2023年12月起，在《黄梅戏艺术》《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化报》《戏剧之家》《黄冈师范学院学报》《湖北日报》《工人日报》《黄冈日报》《决策与信息》《全国新书目》《语文教育与研究》《老庄学研究》《开卷》《竟陵风》《至德文化》《文学教育》等报刊，陆续发表了十多万字关于黄梅戏历史研究的文章，并连同一篇9万余字的未刊稿《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梅戏历史研究——黄梅戏文献汇编与考辨》结集为《黄梅戏源流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于2025年3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是一部以文献学考据与批判性思维重构黄梅戏历史版图的学术论文集，由正文（凡12篇，其中，11篇已公开发表）、附录（6篇）和后记构成。全书以“源流”为经，以“考辨”为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既回应了近年来黄梅戏起源的争议，也揭示了地方文化话语权争夺背后的深层逻辑，不仅是一部关涉黄梅戏起源、形成、对外传播的戏曲研究史，更是一部关于文化身份、历史记忆与学术伦理的启示录。
近年来，黄梅戏的起源被笼罩在“安徽中心论”的迷雾中，严凤英的艺术成就与合肥的剧种定型，使得公众记忆中的黄梅戏成为安徽的文化名片。梅杰则以近乎“考古学”的耐心，在《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第2篇）、《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续篇）》（第5篇）、《黄梅戏起源、形成与黄梅道情、道教文化之关系》（第7篇）、《别霁林与黄梅戏的形成》（第6篇）、《黄梅戏诗话》（第3篇）等5篇文章中，对黄梅戏的起源与形成进行了翔实、有力的论证与辨析。
《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原载《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围绕“楚剧之味”的湖北剧种黄梅调、对何元炳《采茶曲》的新考、“他省无此戏也”等三个方面展开辨析，以证明近年来徐章程等人在连续发表的《安庆人的黄梅戏和黄梅情缘》《安徽黄梅调源于黄梅时节采茶调》《清代何元炳〈采茶曲〉新考》等文章中提出的所谓“新考”实为曲解，不足为证。
《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续篇）》（原载《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从近年来社会、学术界和政府层面兴起的一系列“去黄梅化”行为及现象入手，围绕黄梅戏起源并形成于湖北黄梅的史实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黄梅戏”词条献疑、程长庚早年是黄梅调艺人等展开阐述，以还原黄梅戏历史及其争议的真相，推动黄梅戏起源地之争回归理性的学术讨论范围。
《黄梅戏起源、形成与黄梅道情、道教文化之关系》（原载《老庄学研究》总第4辑）一文从湖北黄梅作为中国早期道教圣地之一、黄梅道情作为黄梅戏的主要源头和前身、酬神作为早期黄梅戏的主要功能三方面着重探讨了黄梅戏的起源、形成与黄梅道情、道教文化的关系。梅杰指出黄梅道情在形成黄梅戏正本大戏上产生了直接而又关键的作用，强调黄梅道情源出于道教音乐，且在湖北黄梅孕育于长达六七百年的“戏以酬神（宋飞仙）”的民间道教文化传统之中。
《别霁林与黄梅戏的形成》（原载《决策与信息》2024年第7期）在桂遇秋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别氏族谱》《天门书院杂著》《湖北诗征传略》《湖北艺文志》等古书中的新史料进一步深入辨析，指出别霁林《黄梅竹枝词》的创作时间并非桂遇秋判断的道光九年，而是乾隆末年，且与黄梅戏传统剧中的真人真事、逃水荒的历史传说以及道光八年《宿松县志》等志书关于采茶戏的记载等互相印证。
《黄梅戏诗话》（原载《中国文化报》2024年1月9日，原题为《诗词之中赏黄梅》）以清代部分文人诗词，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陈奉兹《浔阳乐·一月》“灯火照龙河，鱼龙杂绮罗。偏怜女儿港，一路采茶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陈文瑞《南安竹枝词》“长日演来三角戏，采茶歌到试茶天”；乾隆末年（1795年）别霁林《黄梅竹枝词》“多云山下稻孙多，太白湖中鱼出波。相约今年酬社主，村村齐唱采茶歌”；同治二年（1863年）何元炳《采茶曲·其六》“拣得新茶绮绿窗，下河调子赛无双。如何不唱江南曲，都作黄梅县里腔”等为例，挖掘黄梅戏文化意象，探讨黄梅戏源流。
上述5篇文章虽视点各异，或史料考辨，或文化探源，或人物佐证，或诗词赏析，但旨归趋同，都围绕黄梅戏的起源与形成立论，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其一，艺人谱系的重勘。作者大量引用早期艺人的口述回忆，揭示出安徽黄梅戏实为湖北黄梅采茶戏的“流脉”。蔡仲贤（1865—1942）作为安徽黄梅戏“祖师爷”，其生平极具说服力。光绪年间，他赴湖北黄梅谋生，师从黄梅艺人习得黄梅采茶戏，后将此戏种带回安庆。其徒孙胡玉庭（1889—1967）明确表示：“黄梅戏以湖北黄梅传来的采茶调为基础。”这一师徒传承链，直接串联起鄂皖两地的戏曲基因。丁永泉（1892—1968）之女丁翠霞回忆，其父民国时期在安庆唱黄梅戏时，仍保留“湖北乡音咬字”，如将“界岭”念作“盖岭”（黄梅方言），与湖北黄梅戏班发音一致。1935年《戏世界》刊文称安庆黄梅戏“其腔调则兴楚剧之味”，印证了早期黄梅戏的“湖北底色”。而何仙姐（1783—1855）、邢秀娘（约1793—1858）、滚子（1794—？）、龚三齐（1805—1880）、罗运保（1825—1911）、梅金玉（1854—1953）、帅师信（1858—1909）、罗花子（1862—1938）、张丙炎（1868—1941）、帅登明（1878—1946）等授徒传艺的名师，在湖北、江西、安徽当地形成的口述史也异口同声地构成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难以撼动的证据链。
其二，剧本地理的透视。作者爬梳《余老四过界岭》《瞿学富告坝费》等经典剧目，指出其情节原型皆植根于湖北黄梅的真人真事，地名、方言与民俗细节均指向“黄梅基因”。如1934年《申报》学者绍康考证，《余老四过界岭》中的“界岭”实为黄梅与宿松交界的真实地名，剧中主角余老四是黄梅县人，其私奔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流传。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黄梅县爆发瞿学富抗税事件，则成为《瞿学富告坝费》的创作蓝本。剧中“官棚打赌”“逃水荒”等情节，直接取材于黄梅县水灾频发、官民矛盾激化的社会现实。梅杰对比《瞿氏宗谱》《清实录》与剧本情节，发现两者对赈灾舞弊的描述高度吻合，证实了剧目的本土性。至于作为黄梅本土道教文化和民间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民间说唱演艺形式，黄梅道情则成为黄梅戏本戏（大戏）的主要源头和前身，“戏以酬神（宋飞仙）”的民间道教文化传统为道教音乐、黄梅道情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三，诗史互证的突破。作者对别霁林《黄梅竹枝词》、何元炳《采茶曲》等诗文的解读，将黄梅戏的形成时间前推至乾隆年间、兴盛于三省交界处推至同治初年，并以“村村齐唱采茶歌”“都作黄梅县里腔”等词句，勾勒出黄梅采茶歌向戏曲形态演进的轨迹。乾隆年间天门文人别霁林在《黄梅竹枝词》中自注：“邑喜采本县近事，附会其词，演唱采茶歌。”此句表明，彼时黄梅采茶歌已从歌舞小调发展为编创剧本并“演故事”的戏曲形态。梅杰结合该诗“相约今年酬社主，村村齐唱采茶歌”的描述，指出黄梅戏在酬神活动中已具备“三打七唱”（三人打锣鼓、七人唱戏）的剧种雏形。而针对何元炳《采茶曲》中“绮绿窗”与“倚绿窗”的版本分歧，梅杰则从文学用典角度论证“绮绿窗”更贴合古典诗词意象，并指出“倚窗拣茶”违背劳动逻辑，而“绮绿窗”暗喻茶叶丰收的视觉冲击。这一考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学界对该诗作真实性的质疑。
综上，梅杰指出黄梅采茶调、黄梅道情和黄梅真人真事三者共同构成了其他县市所没有的、黄梅戏得以形成的充分必要的历史条件。这三者共同证明黄梅戏起源并形成于湖北黄梅，是黄梅戏的“源头活水”。借此证据链，梅杰将黄梅戏形成的时间节点向前推进了四十年。
梅杰的贡献不仅在于“正本清源”，更在于打破线性史观，提出黄梅戏传播的“三中心论”：早期以湖北黄梅为原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安徽合肥为集大成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音响化、音像化、歌曲化、视频化等多元化发展趋向。这一动态模型的早期传播图景在《黄梅戏剧种名称的形成与确立》（第10篇）、《晚清的黄梅戏戏改——戏曲大师钟谷与黄梅戏的发展》（第9篇）、《一部可信的黄梅戏传播史研究专著——读陈继华〈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第8篇）这3篇文章和前文已论述的《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续篇）》2篇文章中，分别得到了集中论述和附带论证，凸显出黄梅戏早期传播的复杂性与偶然性。
《黄梅戏剧种名称的演进》（原载《戏剧之家》2025年第1期，部分载于《中国戏剧》2025年第3期）从黄梅戏本名——黄梅采茶戏，黄梅戏的他称——黄梅腔、黄梅戏、黄梅调，黄梅采茶戏与安徽黄梅戏的关系三层面论述了黄梅戏剧种名称的形成与确立。而梳理黄梅戏剧种名称的形成与确立过程，不仅是一部黄梅戏的发展史，更是一部黄梅戏的传播史。
《晚清的黄梅戏戏改——戏曲大师钟谷与黄梅戏的发展》（原载《语文教育研究》2024年第1辑、《浔阳晚报》2024年8月23日）围绕戏曲大师钟谷是谁、钟谷时代以前的黄梅戏、钟谷主持黄梅戏戏改、钟谷戏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等展开论述，力求还原清代湖北剧种黄梅戏作为大型剧种所拥有的崇高历史地位，系湖北黄梅为黄梅戏早期传播中心的重要佐证。
《一部可信的黄梅戏传播史研究专著——读陈继华〈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原载《全国新书目》2024年第7期）虽是梅杰为山西师范大学陈继华副教授《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23年版）所撰写的一篇书评，但其在关于该著的“不足或缺憾”的论述中，却提出了黄梅戏传播史上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一，忽视了安徽合肥作为现代黄梅戏诞生地的历史事实；其二，安庆为何一直未成为黄梅戏的重要传播中心；其三，应该如何确立安庆在黄梅戏传播史的地位，令人深思。
《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在论述“‘楚剧之味’的湖北剧种黄梅调”时，明确指出：“黄梅戏西进汉口比东入安庆城要早，甚至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传至江苏扬州（见流沙《皖鄂采茶灯与采茶调》考证）。”①《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续篇）》在辨析“黄梅戏起源并形成于湖北黄梅的史实依据”时，更是标题明目：“‘水路即戏路’证明黄梅戏对外传播以湖北黄梅为中心。”②两文都将黄梅戏的早期传播中心为湖北黄梅视作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的有效证据之一。
上述5篇文章，从表面上看，部分聚焦于黄梅戏剧种名称的梳理，部分侧重于黄梅戏戏改的描述，部分着眼于黄梅戏研究著作的书评撰写，部分致力于黄梅戏起源史料的辨析。然而，究其本质，它们在重构黄梅戏早期传播图景上实现了三点创新。
首先，建构黄梅采茶戏“家族群”。黄梅戏旧称黄梅采茶戏，因起源、形成于湖北黄梅而得名。其主要源头有二：一是黄梅采茶歌，又名黄梅采茶调，为小戏的源头；二是黄梅道情，亦称黄梅渔鼓，为正本大戏的源头。两者经过明代初期以来“戏酬宋飞仙”的民俗推动、清代中期真人真事的素材创作，约在康熙至乾隆年间正式形成了黄梅戏。黄梅戏形成之后，以湖北黄梅为中心，陆续多次向东、向南、向西、向北传播，逐步“成长为清代戏曲史上颇有影响的大型剧种——黄梅采茶戏家族群（包括阳新采茶戏、九江采茶戏、景德镇黄梅调、皖西南黄梅调、浙江黄梅调、邵武三角戏等，甚至湖北东路花鼓戏、楚剧及其子剧种皖南花鼓戏等也有重大渊源），其标志是《申报》《时报》等上海媒体记载湖北黄梅戏班于晚清、民初进入芜湖、上海和汉口等大都市演出，成为数十年后安徽艺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城市演出的先声”③。
其次，挖掘黄梅戏传播“新史料”。1928年9月10日（张）啸空（张恨水之弟）在《世界日报》的《戏剧》周刊上发表题名为《大老板》一文，以翔实的资料证明程长庚（安徽潜山人）早期是黄梅调艺人，黄梅调是湖北剧种，道光初年程长庚学唱黄梅调，其后才改唱徽调、京剧。梅杰对这一文献史料的发现与辨析，有力地说明了至迟在道光初年（1821年）湖北黄梅调已传入安徽潜山，不仅与别霁林《黄梅竹枝词》和道光八年《宿松县志》相关记载时间吻合，而且推翻了过去学界依据1879年《申报》报道认为黄梅调是清朝末年从湖北传入安徽的流行说法。
最后，发现黄梅戏钟谷“新戏改”。作者对晚清知县钟谷的研究，堪称神来之笔——这位江西籍官员在黄梅推动戏曲改革，以昆曲改造黄梅戏，推动其从草台班社向都市剧种转型，成为清代黄梅戏发展史上的“梅开二度”。一方面，钟谷将昆曲融入黄梅戏，创编新剧，他要求艺人“按本演戏”，终结了“水词”（即兴编词）传统，并亲自修订剧本，删改唱词。其妻陈氏痴迷黄梅戏，常邀名角至县城演出，钟谷甚至客串角色，留下“知县唱戏”的佳话。另一方面，黄梅五祖寺现存钟谷题写的“法泉”碑刻，《钟氏宗谱》记载他“捐家财筑堤三百里”，黄梅人为其立生祠等，都从侧面印证了钟谷深耕黄梅、改造戏曲的史实。
简言之，梅杰在考辨黄梅戏源流时，通过对黄梅戏早期传播图景的挖掘与描述，指出黄梅戏诞生于湖北黄梅，然后传入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江苏等省，形成了一个卓有影响的黄梅戏家族群，在近代戏曲发展史上有着崇高地位，为黄梅戏在安徽戏改后成为新中国五大剧种之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梅杰的黄梅戏研究自2023年6月开始，虽然为时不长，但对象明确，方法科学，直截根源。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黄梅戏起源研究因参与者多为地方文人、民间人士以及利益相关者，很容易陷入地域之争。但这些争议在凸显地方文化史研究复杂张力的同时，却更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担当精神和学术理性品格。也正缘于此，作为黄梅人，梅杰不惜在自己深耕并享有一定知名度的现代文学、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实现一个华丽的转身，开始研究黄梅戏起源问题。他借助大数据，以文献学方法开辟了一条从原始文献出发研究黄梅戏历史的新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梅院军的艺术人生》（第1篇）、《桂遇秋和黄梅戏研究》（第4篇）、《陈独秀与黄梅戏有关系吗？》（第11篇）、《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梅戏历史研究——黄梅戏文献汇编与考辨》（第12篇）4篇文章最有代表性。而《黄梅戏起源考辨》中的另8篇文章，则是运用文献考据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梅院军的艺术人生》（原载《黄梅戏艺术》2023年第4期）是为中国第九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第三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梅院军撰写的一篇艺术人生小记，也是梅杰关注黄梅戏的缘起。在这篇文章中，梅杰从“扎根于湖北黄梅”（1982—1996）、“奇花盛开于安徽合肥”（1997—2017）、“硕果结于江西景德镇”（2018—2023）三个人生阶段描述了这位生在湖北黄梅，学习、成长于安徽合肥，成名在江西景德镇的黄梅戏演员的艺术之路。正是在为这位同村发小和同宗兄弟摇旗呐喊之际，他得知了黄梅戏起源之争，并引发出自己的考据之癖，正式开启了黄梅戏起源研究之旅。
《桂遇秋和黄梅戏研究》（原载《语文教育研究》2024年第4辑，《黄冈日报》2024年12月4日）初步分析了桂遇秋对黄梅戏研究的主要贡献、桂遇秋在中国黄梅戏研究史上被遮蔽、被“软埋”学术悲剧产生的原因、“桂遇秋学说”的现实意义，以及未来应该如何深化“桂遇秋学说”，推动中国黄梅戏历史研究的科学发展。在黄梅戏研究学术史上，桂遇秋是以田野调查方法闻名于黄梅戏曲界的。他以一己之力，通过走访民国老艺人，从搜集整理口述史料的角度，抢救性整理了480万字的黄梅戏传统剧本，并辅以上百万字的研究成果，强有力地证明了黄梅戏起源并形成于湖北黄梅。在没有大数据支撑的条件受限的情况下，桂遇秋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既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值得肯定。
《陈独秀与黄梅戏有关系吗？》（原载《开卷》2025年第3期号外）针对陈亚茗《〈皖优谱〉不录黄梅戏艺人考论》（原载《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在未找到陈独秀与黄梅戏关系的相关材料时，仍得出陈独秀对黄梅戏有偏见，甚至影响了程演生的结论这一学术研究现象，明确指出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够审慎的，也是对黄梅戏和新文学的精神内涵把握不准的表现”，并在该篇附记中强调：“本文本不值一写，更不值得收入本书中，但考虑到涉及的文章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在目前黄梅戏历史研究中作为典型普遍存在，于是录此存照，引以为戒，以免以讹传讹。”④
《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梅戏历史研究——黄梅戏文献汇编与考辨》根据前人所辑与大数据所披露的史料（部分为江文先生提供），以时间为序，梅杰将1262年至1952年的119条文献分条汇编并略加考辨。这篇文稿梅杰用力最勤，是全书中唯一没有公开发表的，且篇幅最长，近10万字。关于这些史料的汇编与选辑，作者进行了特殊说明：“对于唐宋文献提及的鄂赣皖三省交界处的采茶歌等，因其年代过于遥远，是否与明清黄梅采茶调、黄梅道情直接有关，尚且存疑，故本文不予采录。某些晚出的史料，因无原始出处，亦恐有孤证之嫌，收录从严。”⑤与一般选本汇编着重指明选录的范围与标准不同，梅杰在这里着重讨论的是“不予采录”和“收录从严”两种情况，前者主因“存疑”，后者恐患“孤证”。文献学方法融搜集、鉴别、整理为一体的调研机理跃然纸上。
上述4篇文章，有“破”有“立”，间或臧否。对于没有任何文献依据的信口开河、胡乱比附者，作者会毫不留情地揭露、批评；而对于以史实说话，藉成果见证的“桂遇秋们”，作者则冷峻客观地肯定、赞扬，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大数据尤其是民国报刊、地方志等，开展黄梅戏历史研究的文献汇编与考辨，首次将黄梅戏700余年发展史的史料来源和考据过程全盘托出，为黄梅戏历史研究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并在以下五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存疑，代表性文献主要有4条。如第8条文献，在安庆，关于程福香及其程家班的材料很多，但都未标明史料的原始出处，甚至连程福香本人的生卒年都互相抵牾，前后跨越三百多年，令人疑窦丛生。无独有偶，第23条文献，被誉为安徽黄梅戏开山鼻祖的蔡仲贤，安庆披露的史料也不少，但同样大都没有原始出处，且其本人生卒年相互抵牾，其生年跨越四五十年。第69条文献，在安庆形成并被后世追认的所谓“怀腔”（黄梅采茶戏或黄梅调的怀宁支系）到底出现在何时，学界存在分歧。陆洪非认为，1926年冬天，丁永泉一闯安庆城，并开始使用胡琴伴奏，标志着“怀腔”的形成。⑥但时白林却认为怀腔出现于1935年丁永泉到上海，且系追认——或称“府调”（因为安庆早在南宋时就曾设府），或称“怀腔”（因为这时的演员多为怀宁人），之前并无此称呼。⑦同时，因不同史料显示丁永泉首次进安庆城、改用安庆方言演唱黄梅采茶戏的起始时间和采用胡琴伴奏的起始时间有矛盾，故梅杰录其存疑。第98条文献，1936年1月24日—1937年10月丁永泉等率队在上海九亩地等地断断续续地辗转演出黄梅调，据当事人张精明、何家宽口述，李洁吾记录整理成了《黄梅调首闯上海滩》一文。不过，因其他材料在演出缘起、演出时间、演出地点、演出影响等方面都互相矛盾；同时，目前安徽学界还存在查振卿、琚光华、丁永泉等到底谁“首闯上海滩”之争，故梅杰亦录其存疑。
第二，指误，代表性文献主要有2条。第17条文献，指出桂遇秋《黄梅采茶戏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中国戏曲志·湖北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中关于别霁林《黄梅竹枝词》其四的引文（将“稻孙”写成“稻菽”）、版本（将浠水县博物馆所藏刻本认定为手稿本）出现了讹误、失误。第31条文献，关于何元炳《采茶曲》组诗（凡8首）之六，桂遇秋在《黄梅戏另一流派的历史和现状——黄梅采茶戏在赣东北》⑧《采茶诗句赋黄梅——何元炳的〈下河调〉茶诗小释》⑨《要识庐山真面目——关于九江采茶戏的源头及其他》⑩等文中将书名“《焦桐别墅诗草》”写成“《焦桐别墅诗稿》”，将“倚绿窗”写成“绮绿窗”（或许更符合客观实际），以及为第六首拟添诗名“《下河调（黄梅腔）》”，可能是讹误，抑或因为版本不同，文字略有出入，并非有意篡改诗文、捏造证据。
第三，辨伪，代表性文献主要有1条。如第5条文献，关于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山的由来与辨误。1989年黄梅人汤金城在《话说黄梅县与黄梅戏》一文中说“黄梅戏发源于黄梅县”最简单的理由是“戏因县名，县因山名”，并指出黄梅县西廿公里一山曰黄梅山。⑪由此安庆文人便断章取义，将其误读成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山，并在安庆境内找出一座黄梅山，还将阮自华、阮大铖附会进去。据大数据搜索，黄梅戏起源于怀宁黄梅山，阮自华、阮大铖在怀宁创造“黄梅调”，皆无自证、他证，查无实据。因此由误读“戏因县名，县因山名”开启的怀宁黄梅山溯源之路纯粹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臆想。
第四，补证，代表性文献主要有11条。如第16条文献，黄梅县孔垄镇《梅氏宗谱·序言》关于黄梅戏“采茶”之名的记载，自乾隆以来各版《黄梅梅氏宗谱》都有收录。其中“演唱采茶，古无此事”一句，是黄梅戏至迟形成于乾隆年间的有力证据之一。第54条文献，是关于黄梅戏“逃水荒”其人、其事、其剧的考辨。黄梅县地处长江北岸，历史上因水利设施落后，洪涝灾害频发。灾民为求生计，将采茶调、山歌等民间艺术与逃荒经历结合，形成以《逃水荒》为代表的剧目。作为黄梅戏的经典符号，《逃水荒》既是水灾历史的艺术映射，也是民间智慧与生存韧性的体现。其跨地域传播与代际传承，彰显了戏曲艺术在苦难中生长、在创新中延续的生命力。然而，一些学者受历史虚无主义和学术功利主义之风的影响，开始质疑黄梅戏“水灾传播说”，认为逃水荒传播黄梅戏“完全违背了历史真实”，“‘大水冲来黄梅戏’，原来是无稽之谈”，因为湖北黄梅在上游，不可能到下游的安徽、江西逃水荒（以上均王秋贵语）。梅杰撇开老辈艺人的口述史不说，仅仅胪列晚清民初《申报》和《神州日报》四则新闻史料，就以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补证、捍卫了黄梅戏传播的学术真理。第76—84条文献，是关于“黄梅有黄梅戏”的补证。1934年8月12日，著名戏曲专家、山东省立剧院创院院长王泊生应中国文化学会之约，在北平中山公园作题为《中国戏曲之演变与新歌剧之创造》的演讲。1934—1935年，《中央日报》《世界日报》《北辰报》《京报》《益世报》《舞台艺术》《华北日报》等报刊陆续对此文进行刊载或转引，且每一篇都提及“黄梅有黄梅戏”。
第五，待考，代表性文献主要有1条。如第4条文献，作者在分析瞿九思生平、交友（与汤显祖是至交）、创作的同时，特别指出其曾采集黄梅民歌，编成《化民成俗歌》。该书在鄂东一带多有抄本、印本流传。而据民国年间何可人重刻《瞿歌》的相关载录，瞿九思有心颂扬黄梅腔。至于瞿九思与黄梅调到底是否存在关系，有待深入探究。
由上可知，梅杰利用大数据，同时结合地方志、《申报》等文献，对历代黄梅戏文献进行汇编和考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黄梅戏历史真相，开辟了黄梅戏历史文献学研究新方向，为书写中国黄梅戏通史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一部以大数据与文献考据为核心方法的黄梅戏史研究著作，《黄梅戏源流考辨》在史料汇编与学术理性建构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但其结构逻辑与文献处理仍存在可商榷之处。基于学术评论的严谨性，本文将从研究框架完整性、引用文献规范性、汇考文献逻辑性三方面，对著作的不足进行客观评析，以期为黄梅戏历史文献学研究提供参考。
其一，结构值得商榷。正文12篇文章，作者以撰写的时间（2023年6月至2024年12月）先后为序，虽能向学界昭示自己黄梅戏历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如第1篇《梅院军的艺术人生》在文末“附记”云：“本文虽与黄梅戏起源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由于是处女作，出于敝帚自珍，我仍然决定收入书中。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与梅院军同为黄梅人的亲缘、乡缘、情缘的关系，我怕是不会结缘黄梅戏的。”⑫但对于黄梅戏的起源、形成、对外传播这个研究课题本身而言，其内在逻辑及学术理路则隐而未彰（若有可能，该篇似置于附录中更为自洽。）更不可忽视的是，这12篇相对独立的文章因研究对象较为相近，往往还出现一些材料重复引用、论证重复循环的现象。如安徽学者程演生关于《皖优谱》中“二簧自是二黄”的考证，在《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续篇）》中略有重复；乾隆末年黄梅教官别霁林《黄梅竹枝词》其二关于早期黄梅戏酬神功能的描述，也在《黄梅戏起源、形成与黄梅道情、道教文化之关系》《晚清黄梅戏的戏改——戏曲大师钟谷与黄梅戏的发展》明显重复。而附录中的6篇文章，除梅杰《“黄梅有黄梅戏”——在黄梅县黄梅戏研讨会的发言》、桂遇秋《清歌妙舞 源出黄梅——关于黄梅戏源头之我见》、项毓烈（雅达）《黄梅戏索源》3篇是关涉黄梅戏起源研究专题外，梅杰《黄梅文脉永流传——校注本〈青灯泪传奇〉代序》、张红《梅杰的学术道路》、梅杰《梅杰主要学术成果》3篇内容则略显博杂，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著作研究、考辨黄梅戏源流的重心。
其二，引用略欠规范。在正文已公开发表的11篇文章中，不少引用文献未能标示具体出处。如正文第2篇《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在辨析《皖优谱》“他省无此戏也”时指出：“有学者统计，‘《皖优谱》一书，按行当分类，对一百七十八位皖籍优伶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从艺经历、艺术造诣及贡献等方面均有详细记载’，对于研究安徽戏剧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该处“学者统计”的相关内容，虽与本文深入辨析的“他省无此戏也”关涉不大，但注明出处更显规范。至于像正文第3篇《黄梅戏诗话》等引用时未标具体出处，这或许是与原载的报纸类发文版式要求有关。不过，作为著作公开出版，且是以文献学考据见长的著作，在正式出版时补全所有引文的具体出处，可能更有说服力。而在附录的6篇文章中，张红《梅杰的学术道路》、杜遇秋《清歌妙舞 源出黄梅——关于黄梅戏源头之我见》也似分别在文章结尾处补充注明其原载于《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3期、《黄梅戏艺术》1992年第2期为妥。至于收录的该两文在内容上与其公开发表期刊的不同，如前者原有副标题，后者分段与原文略有差异等，也似页下注标明，更显严谨。
其三，文献汇考有瑕。作为《黄梅戏源流考辨》的正文，最后一篇《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梅戏历史研究——黄梅戏文献汇编与考辨》在全书中最有分量，甚至可以独立成著。梅杰已公开发表的一系列黄梅戏历史研究成果，其主要灵感亦大体来源于此。当然，梅杰对于黄梅戏历史研究的文献汇编与考辨也并非尽善尽美。其主要问题有三：首先，文献汇编并非齐全无漏。如他在书中提到过江西学者流沙曾撰文指出黄梅采茶戏在乾隆年间已传入扬州，对于这个较为重要的文献，梅杰并未汇编和收录。其次，文献考辨亦非准确无误。如第115条文献，《长江日报》上的文章未录题名。最后，文献汇考顺序略有偏差。如第46—50条，关于黄梅戏被称为“淫戏”的《申报》史料⑬，在顺序安排上似乎有待商榷。其一，虽然作者在第46条末尾指出：“以上三条江西严禁采茶戏之史料，并录于此。”但因第一条只是说明“淫戏惑人”，并未出示官方严禁告示，且与第47条、第48条、第49条、第50条《申报》所载内容大体相似。其二，第46条中载录的后两条文献，不仅在内容上已经明确出现官方严禁之告示，而且在时间上也早于第47条至第50条。因此，若严格遵循时间顺序和事理逻辑，则第46条中载录的后两条文献可单列于第50条之后。
《黄梅戏源流考辨》虽有上述微疵，但其建立在大数据、文献学基础上得出的研究成果却具有重要的社会反响。该书填补了黄梅戏早期传播史研究的空白，尤其对钟谷戏改、何元炳诗考等问题的阐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线索。其相关结论未来应被《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工具书采纳，成为主流观点的重要支撑。作为一部兼具考据深度与现实关切的力作，《黄梅戏源流考辨》的价值远超戏曲学范畴。围绕它展开的各种争议，不仅反映了地方文化史研究的复杂张力，也对戏曲学、民俗学及文化政策研究产生了重要参考价值。它警示我们：当文化成为资源争夺的筹码时，历史真相可能会沦为牺牲品。梅杰以考据为剑，以理性为盾，在地方主义与学术中立之间辟出一条荆棘之路。书中对“楚剧之味”的追索，不仅是对黄梅戏文化基因的还原，更是对现代性语境下“何为传统”的深刻叩问。当黄梅戏在合肥大剧院中唱响时，那些潜藏于唱词中的黄梅地名、黄梅人名、湖北乡音，仍在无声诉说着一个剧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乡愁。这部著作注定会被铭记——不仅因其重构了黄梅戏的历史版图，更因其以学术的冷峻光芒，照亮了文化寻根与身份认同的永恒命题。
注释
①梅杰：《黄梅戏源流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第13页。
②梅杰：《黄梅戏源流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第41页。
③梅杰：《黄梅戏源流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第113页.
④梅杰：《黄梅戏源流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第115页。
⑤梅杰：《黄梅戏源流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第116页。
⑥陆洪非：《华东戏曲剧种介绍第1集·关于黄梅戏》，新文艺出版社，1955，第50—52页。
⑦时白林：《丁永泉：我所知道的黄梅戏老艺人》，《黄梅戏艺术》1982年第1期。
⑧桂遇秋：《黄梅戏另一流派的历史和现状——黄梅采茶戏在赣东北》，《黄梅戏艺术》1981年第2期。
⑨桂遇秋：《采茶诗句赋黄梅——何元炳的〈下河调〉茶诗小释》，《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
⑩学犁（桂遇秋）：《要识庐山真面目——关于九江采茶戏的源头及其他》，《黄梅戏艺术》1997年第4期。
⑪汤金城：《话说黄梅县与黄梅戏》，《黄梅戏艺术》1989年第2期。
⑫梅杰：《黄梅戏源流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第7页。
⑬梅杰：《黄梅戏源流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第158-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