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檀
【作者机构】 黄冈科技职业学院
摘 要
东汉末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世界闻名的赤壁之战,有关赤壁地望问题自唐宋以来多有争议,湖北赤壁地名虽有七家之多,但主要矛盾集中在蒲圻赤壁与黄州赤壁两家。明清以降直至建国后蒲圻赤壁为学界主流观点所承认和接受,1998年蒲圻更名为赤壁市。
但是本人通过对历史上水系著作如《水经》《水经注》等的研读,发现湖北蒲圻江段并无赤壁的任何文字记载,且经过继续深入研究《英雄记》《求自试表》《江表传》《华阳国志》等古史中有关赤壁之战的相关记载,发现赤壁古战场其实另有其地——黄州赤壁才是历史上真实的赤壁古战场。《水经》《英雄记》《江表传》等五部古史终极结论共同指向黄州赤壁,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并形成逻辑闭环。
本文拟从文献综述法、丹霞地貌地质构造、卫量地图勘察法以及兵棋推演等诸方面分析对比蒲圻、江夏、黄州等几处赤壁的异同及与古战场吻合度,重新审视核定最符合当年作战双方行军路线及火烧赤壁古战场诸要素条件,从而最终认定赤壁地望所在。
关键词:赤壁地望 正史古史 丹霞地貌 兵棋推演
第一章绪论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3 研究方法
第二章古籍探幽
2.1 西汉桑钦《水经》
2.1.1 东汉班固撰《汉书》
2.1.2 《汉书·艺文志》载桑钦《水经》三卷
2.1.3 有关(洪湖)乌林的记载
2.1.4 有关黄州赤壁的记载
2.2 东汉王粲《英雄记》
2.2.1 建安七子记英雄
2.2.2 曹操越过夏口住浦口
2.2.3 赤壁在江北
2.2.4 关于浦口
2.2.5 《水经注》“浦口”准确解读
2.3 三国(魏)曹植《求自试表》
2.3.1 曹植的相关记载
2.3.2 《水经》中的赤岸记载
2.4 西晋虞溥《江表传》
2.4.1 《江表传》之赤壁之役
2.4.2 《江表传》所载赤壁之战真实可信
2.5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
2.5.1 常璩与《华阳国志》
2.5.2 《华阳国志》所载赤壁之战
2.6 西晋陈寿《三国志》
2.6.1 陈寿《三国志》与裴注
2.6.2 寿志赤壁之战多维度解读
2.6.3 赤壁之战寿志诸谬
2.6.4 赤壁地望与寿志辩证
2.7 其它古籍记载
2.7.1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
2.7.2 南北朝(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2.8 本章小结
2.8.1 黄州赤壁
2.8.2 蒲圻赤壁
第三章兵棋推演
3.1 真实的赤壁之战(黄州赤壁为真)
3.1.1 两军相遇问题
3.1.2 战略纵深与战略空间探讨
3.1.3 天时需与地利相匹配
3.2 奇怪的赤壁之战(蒲圻赤壁为假)
3.2.1 相遇问题
3.2.2 天时之于地利
3.2.3 战略纵深与战略空间
3.3 离谱的赤壁之战(江夏赤壁为假)
3.3.1 两军偶遇地点
3.3.2 战略纵深与空间
3.3.3 天时地利不匹配
3.4 本章小结
第四章解疑释惑
4.1 丹霞地质构造及真赤壁
4.1.1 江汉平原不具丹霞地貌
4.1.2 关于丹霞地貌的探讨
4.1.3 赤壁之战前赤壁地名必定存在
4.1.4 今天的黄州赤壁为何不在江边
4.2 赤壁之役若干问题
4.2.1 曹操兵力损失及败退路线问题
4.2.2 败走华容道
结语与展望
参考文献
千百年来因赤壁之战古籍史料多散佚导致相关记载残缺零碎,自唐宋以来赤壁地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时。论湖北境内所谓赤壁地名计有长江蒲圻(今赤壁市)、嘉鱼、江夏、黄州等四处赤壁及汉江钟祥、汉川、汉阳等三处赤壁共七处之多,且古今各有支持者,使本就繁杂的问题更为难解。
复旦大学张修桂教授在《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中指出:
“赤壁之战”虽然已过去将近1800年,可是关于遭遇战“赤壁”地点的论战,从唐代持续至今,尚无停息的迹象。如果从唐太宗儿子李泰著《括地志》挑战刘宋盛弘之的《荆州记》算起,这场“赤壁”论战至今已有1350年的历史。真可谓旷古未有的“持久战”。近年来赤壁之争愈演愈烈……(张修桂《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第94页)[1]
现当代学者的观点,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支持蒲圻赤壁,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都持这一观点。而语言学家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持赤壁在今湖北嘉鱼县东北的观点。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依据《水经注》也认同赤壁应在嘉鱼县东北,高一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2019版)亦持此说。当然支持其它赤壁者也各有其人此不赘述,足见问题复杂性。
东汉末年(公元208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这场战争的精髓在于两军水战中火攻战术的成功运用,从而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为后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奠定了基础。陈文德《曹操争霸经营史》一书将曹操失败原因归咎于东南风:
“曹操用兵如神……。曹操既然用兵谨慎,在赤壁兵败如山倒的原因除周瑜自身份析的以外,周瑜可能还隐瞒一个气候学的事实。……,因为地形风的原因,当天气放晴时,可能会逆吹东南风。这一点是北方长大的曹操所始料未及,而成为长江水边长大者的地利。”(《曹操争霸经营史》,第293页)[2]
南朝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评》:“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晋] 陈寿《三国志》卷十〈荀彧荀攸贾诩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330页)[3]但有关东汉十三年发生的这场以赤壁命名的经典战争的战址问题,一千几百年来众说纷纭争议不断,至今尚未平息。虽学术界依据西晋正史陈寿《三国志》(廿四史之一)所载判定蒲圻赤壁,但当我们仔细检读赤壁之战前后近一两百年内史料,会发现诸多记载与《三国志》相左出入较大甚至矛盾冲突,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从而回头重新梳理有关赤壁之战的各种历史记载并加以详细对比深入分析,勘定各早期古籍各自指向的对象分析其底层逻辑,校验是否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最后将得出的结论逐一置于不同的赤壁地点并进行现代兵棋推演,以核实最大可能性的唯一赤壁之选,从而为揭示真实的赤壁大战地提供思路与借鉴。
关于赤壁古战场地望考证,需综合多学科证据、采用严谨的交叉验证法才能逼近历史真相。以下是几种主要方法及其应用要点,旨在尽可能客观公正地还原史实:
1、古代文献综述法
通过系统搜集、整理东晋及以前各朝代史料中有关赤壁之战残存的文字记载,构筑本文理论研究背景,分析对比各不同时期古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尝试弄清其底层逻辑,确定其最终指向的赤壁对象,最后归纳总结各史料记载的共同点与分歧所在,为进一步深入思考和观点论述打下基础。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东晋及以前比较早期的古籍著作,因离赤壁之战年代较近而更具说服力。
2、卫量地图勘察法
将现代卫星地图勘察法应用于公元208年赤壁之战的研究是一个结合历史学、地理学和现代技术的新思路。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战场环境、验证历史记载、推测可能的交战地点和战术部署。卫星地图勘察法为研究赤壁之战提供了强大的空间可视化工具和地理分析框架。通过将高分辨率影像、历史地图、文献记载、气候水文数据整合分析,可以更直观、精确地理解古战场的地理环境,验证各赤壁战场地点在地形上是否有合理性,深入分析风向、水流、江面宽度、两岸地形等关键地理因素对双方战略战术的决定性影响,帮助排除一些地理条件明显不符的其他假说。卫星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研究手段,让历史学家和爱好者能“站在太空视角”重新审视这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著名战役,使抽象的文字记载变得更加立体和可感知,它是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和现代化延伸。
3. GIS空间分析法
本研究通过GIS技术整合多源数据,实现赤壁之战战场环境的数字化重建与军事行为空间模拟,具体包括:(1)历史地理重建:基于《水经注》文献考据与长江古河道钻孔数据(马孟龙,2021),构建汉代江陵-乌林段高精度河道模型,量化主航道宽度(1.2-1.8公里)、曹军舰队分布形态(线性密集/纵向延伸)及连船实际长度(注:本人推算约30里),验证“二十里”记载的空间逻辑(张威,2016);(2)气候-地形耦合分析:通过厄尔尼诺事件重建(《历史极端天气事件库》CEWE-208-12)与微气象模拟,还原建安十三年冬季异常东南风(5-6级)的时空特征,揭示风向、江流与火攻战术的匹配机制;(3)军事行为空间推演:结合沉船分布数据与乌林江湾地形约束,模拟舰船连营最大有效作战范围(≤5公里)及火船延烧路径,量化环境要素对战术执行的限制条件。该方法实现了文献考据、环境考古与空间分析的跨学科融合,为军事环境史“人地互动”研究提供技术范式支撑。
4、兵棋推演法
使用兵棋推演法研究赤壁之战是将历史事件置于一个动态、可交互的模拟系统中,通过设定规则、量化因素、模拟决策和战斗过程,来深入理解战役的关键决策点、变量影响以及可能的不同结局。这种方法特别适合分析赤壁之战中复杂的战略博弈、心理战、气象因素和战术执行。
5、地质构造法
用地质构造法和丹霞地貌特征来验证真实的赤壁之战地点,首先是地质学上如何界定丹霞地貌,其次历史文献中“赤壁”命名的依据,最后是现存争议地点与地质特征的匹配度。利用地质构造法结合“赤壁”的原始定义(即丹霞地貌特征)来验证赤壁之战的发生地,是一种从自然地理本质切入的科学考证方法。这种方法跳出了文献地名争议,直接通过地质特征寻找符合“赤壁”本义的地点,从而为破解千年悬案提供客观依据。
就史料的研究价值来讲,当然是越早出现的史料记载更接近事实真相且可信度越高,因此更具研究价值。经过对历史上相关古籍的搜罗,得到东晋及以前的早期古籍(按朝代顺序排列)计有西汉桑钦《水经》,东汉王粲《英雄记》,三国(魏)曹植《求自试表》,西晋陈寿《三国志》(简称寿志),西晋虞溥《江表传》,东晋华璩(qú)《华阳国志》等六部。本人拟对该六部早期古籍进行纵向深入分析与横向交叉比较,找出每部古籍编纂者行文中表达的意图及揭示的底层逻辑,从而准确把握各古籍文字记载所描述的不同战争经过及细节,并最终核定其所指向的赤壁战场所在。经本人深入探究与细致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可证黄州赤壁者凡五,证蒲圻赤壁者仅一。试简述如下:
一、五部古史可证黄州赤壁:1、西汉桑钦《水经》。历史上早在西汉时期就有邾县赤鼻山(今黄州赤壁山)的相关记载,这不但是最早见诸于史料而且还绝无仅有,彼时未见湖北长江沿岸有其它任何赤壁地名。此则可以直接证明东汉末年赤壁之战爆发时仅有邾县赤壁,所以赤壁只可能在黄州而非别处,因当时仅有黄州赤壁,赤壁地名唯一,无有疑惑与争议;(“赤壁”本义即赭赤色崖壁,“赤”字揭示的是丹霞地貌特征,黄州赤壁丹霞地貌唯一。)2、东汉王粲《英雄记》。证明赤壁位于江北,黄州赤壁江北唯一;证明曹操越过了夏口(古镇名,因位于夏水(汉水)注入长江处称夏口,即今之武汉汉阳。)到达浦口(今新洲涨渡湖一带或大埠口),间接证明黄州赤壁与鄂县樊口(今鄂州樊口);(《英雄记》涉及“浦口”,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为其证明。)3、三国(魏)曹植《求自试表》。“赤岸”即赤壁,赤壁即赤岸,为丹霞地貌在南北方的不同称谓。“南极赤岸”(《曹子建集》卷九,第123页)[4]即南极赤壁,因邾县赤壁唯一,则可直接证明曹操到达的最远之处即今黄州赤壁。曹操一生未及江南,则曹植“南极赤岸”也即南极(江北)赤岸,直接证明赤岸(赤壁)在江北;4、西晋虞溥《江表传》。“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与“时东南风急”(《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鲁肃吕蒙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1263页)[3]的天气特征皆可间接证明黄州赤壁。鄂县(今鄂州)位于邾城(今黄州)长江南岸;5、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相及济江”(《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第529页)[5]表明刘备及赵云等人相继渡过了长江(到达江南),暗示越过了夏口(今汉阳)。“初,先主之败东走也,径徃鄂,无土地。”(同上,第530页),证明刘备兵败后逃到鄂县(樊口),间接证明黄州赤壁。
二、仅一部证明蒲圻赤壁者:唯西晋陈寿《三国志》。“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乌林)。”(《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直接证明江北(洪湖)乌林,间接证明赤壁在江南蒲圻(需反推法),但较为牵强勉强,尚需商榷。
哪本书证明了什么,赤壁之战后153年间各早期古籍记载之间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同时说明,前五部古籍只记载有发生在江北黄州赤壁的一场“赤壁之役”,并不存在如《三国志》中所载发生在江北(洪湖)乌林的第二场火烧乌林(后世有史料称“乌林之役”)。赤壁之役的本质是火攻计谋的成功运用,是成功利用“时东南风急”(《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1263页)[3]的天时及地利,从而火烧曹操船舰大获成功,同时连同江北黄州赤壁也一并焚烧。而寿志所描写的并非火烧赤壁,而是火烧乌林,所烧的对象都不一样,这就值得深思了。
本章旨在从今天信息化时代的视角,借助现代网络强大信息检索能力与卫星实景地图观察便利还原双方行军路线及战争经过等,重新梳理与审视各历史时代特别是东晋以前各古籍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文字记载,并作深入细致分析及探索比对,从而辨明每部古籍所要揭示的历史真相与底层逻辑,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西汉桑钦《水经》<江水篇>中明确记载有邾县赤鼻山(今黄州赤壁山),说明山以赤鼻(赤壁)名,赤壁是一座山,一个点,非一条线,更非百里之长,同时揭示了早在西汉时期即有“赤鼻山”地名存在的历史事实。(西汉以前称赤鼻山,东汉始称赤壁山。)当东汉末年发生赤壁之战时,有且仅有黄州一处赤壁山,即西汉桑钦《水经》中所载邾县赤鼻山,其它赤壁皆无,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与依据,不容辩驳。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史学家、文学家,与司马迁并称“班马”。一生著述甚丰,所撰《汉书》为“前四史”之一。《汉书·艺文志》(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中保存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术数略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类共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形法家,研究勘舆地理、相术等。西汉桑钦《水经》即在行法中,研究堪舆地理。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在“数术略·形法类”中明确记载:“桑钦水经三卷”(附录,第98页)[6]。此为桑钦撰《水经》之最早记载,但班固未详述其内容。一般认为桑钦《水经》原书成于西汉末年(约公元前1世纪末)。

图2-1 《汉书·艺文志》附录中载有桑钦《水经》三卷
(资料来源:汉书艺文志附录)
班固《汉书》所记载的内容以西汉(含王莽)一朝为主,记录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230年的历史,所以桑钦《水经》最迟也是公元23年之前的著作了。
成书年代:公元23年之前
距赤壁之战年代:208-23=185年前
桑钦(生卒年不详),字君长,河南洛阳人,据考证桑钦生活的年代为西汉末期(约公元前50年~公元20年),主要活跃于成帝、哀帝时期。《水经》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著,简要记述了全国137条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原文仅万余字,记载比较简略。后北魏郦道元为此书作注,即著名的《水经注》。《水经注》刻本中记有“汉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后魏] 郦道元《水经注》卷一,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本,第1册第59页)[7],《水经注》所引书目中有“桑钦地理志” (同上,第1册第34页)[7]。郦道元虽评价该部书“粗缀津绪,又缺旁通(即记经水不记支流),罕能备其宣导”(同上,第1册第1页)[7],但毕竟其所著《水经注》是以《水经》为纲,详加增补而后成。可以说郦道元是站在《水经》作者的肩上,以《水经》为“经”而“布广前文”。
《水经》(〔西汉〕桑钦撰)(清顺治《说郛》刻本)卷下:
“江水又左迳白螺山南。江水左迳止乌林南。江水又东,左得子练口。江水左得中阳水口。又东,得白沙口。江水东,右得聂口。江水左迳百人山南。江水东,迳大军山南。江水又东,迳小军山南。”(卷下,第78-79页)[8]
“江水又左迳白螺山南”,江水又从左边经过白螺山的南面,白螺山在湖北监利白螺镇的长江边上。“江水左迳止乌林南”,江水从左边经过止于乌林的南面。《水经》这里记载了“乌林”,即今江北洪湖乌林,也是整部《水经》中唯一记载的乌林,洪湖乌林地名唯一。乌林即乌桕树林。乌桕树,也被称为乌树,李时珍《本草纲目》:“乌臼,乌喜食其子,因以名之”(《本草纲目》卷三十五《木部二·乌臼木》,第12页)[9],后来人们加木字旁而为乌桕。我们依据《水经》此段文字描述,然后对相关关键词进行分析对比:“白螺山南”、“乌林南”、“子练口”、“中阳水口”、“白沙口”、“聂口”、“百人山南”、“大军山南”、“小军山南”,一共有九个在当时被冠以名称的地名,其中跟山有关四个,跟水有关也是四个。此八地名,非山即水,那么唯一剩下的是“乌林南”,即乌林的南面,“乌林”所指应当是乌树林,即一片乌树的树林,因此乌林同样当是实指。监利白螺山在蒲圻上游,而大军山、小军山在武汉汉阳(今蔡甸区)已是蒲圻下游。从《水经》中对这一段长江两岸的文字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江北岸有一地名曰“乌林”,还有“子练口”等等地名今犹在,但是江南岸并没有今天所谓的蒲圻赤壁、嘉鱼赤壁,亦无武昌赤壁(今江夏赤矶山),历史事实清楚明了。就是说在至少2002年前的西汉古籍记载中,能明确见到今江北洪湖乌林,这可是确有文字记载,但是从监利到武汉的这一段江面,不见有江南蒲圻赤壁、嘉鱼赤壁的任何说明,也不见有江南武昌赤壁(今江夏赤矶山),说明两汉时期此三赤壁并不存在。
西汉桑钦《水经》成书于公元23年之前,当时这段江面并未记载有蒲圻赤壁、嘉鱼赤壁,也不见武昌赤壁,“赤壁”都不存在,则185年后(即建安十三年)发生那场战争时,何来“赤壁之役”的说法?以东汉末年当时并不存在的一个地名来命名一场战争为“赤壁之役”,这道理能说得过去么?当然讲不通。那么要如何正确理解这个问题?说明发生于东汉末年的那场著名战争,既是以“赤壁之役”命名,则建安十三年彼时必定已有“赤壁”地名存在,这毫无疑问。以古代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历史状况,黄州赤壁显眼的赭赤色外观特征引人注目广为人知,否则历史上怎么会以“赤壁”地名来命名一场重大的战役?无“赤壁”地名则无“赤壁之役”战争命名,此乃必然之理。既然早期史料中并未记载蒲圻赤壁、嘉鱼赤壁与武昌赤壁,则可肯定赤壁古战场并非在此三处而应该另有其地。如果此三处赤壁得名于赤壁之战后,则从时间次第上看当与“赤壁之役”无关,显然是后人伪托牵强附会,个中道理不言自明。因此当我们探讨赤壁地望的时候,一开始蒲圻赤壁、嘉鱼赤壁与江夏赤矶山就已存疑,赤壁古战场当在他处。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作为曹操的军谋祭酒亲自参与了赤壁之战并撰有《英雄记》,其中记载有:“周瑜镇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英雄记》[M]//黄奭 辑. 汉学堂知足斋丛书. 扬州: 广陵书社, 2004: 卷七,第15页)[10]说明东汉末年彼时已有赤壁地名。既然当年监利——武汉江段并不存在一个叫“赤壁”的地方,那么就说明赤壁之战并非发生在这里,不然又怎么可能以当时此地并不存在的一个地名“赤壁”来命名一场重要而闻名于世的战争“赤壁之役”呢?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不但《水经》中无蒲圻赤壁的任何记载,就连其后503年成书的《水经注》中亦无,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么?蒲圻无赤壁,一开始就已经证明赤壁之战跟蒲圻无关,赤壁地望并非这里,而后世才得名出现的蒲圻赤壁、嘉鱼赤壁与江夏赤壁那都是后来的事了,跟东汉末年大战无关,无需多说。王粲《英雄记》“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明确指明赤壁在江北。既然赤壁不在江南,则一同位于长江南岸的蒲圻赤壁、嘉鱼赤壁与江夏赤壁在一开始就被排除,还是说明赤壁地望并非此一江段。
有离赤壁大战时间最近的东汉末年王粲《英雄记》(战后9年)与西汉桑钦的《水经》(战前185年)两本古籍的记载为凭,蒲圻、嘉鱼与江夏三处所谓的赤壁其处境已是岌岌可危,理论上无法站得住脚。
明清黄州古城图标示城北有五座山,其中就有龙王山与赤壁山。黄州城汉川门外西北隅赤壁公园内有赤壁山,古时也称赤鼻山,相对高度仅数十米。大致在东汉以前称赤鼻山为主,赤壁之战后则统称赤壁山。山之西麓为赤赭色石质陡壁,古时为长江江岸,赤鼻矶、赤壁即位于此。①赤鼻矶。赤壁山最西端伸入江中的锥形山体就是赤鼻矶(图2-9红圈所示),它由赤壁山麓向西突入江中近百米长,数十米宽,状如赤壁山悬挂的鼻梁。通体岩石颜色赭赤,元明以前滨江并直插江底形成矶头,故名赤鼻矶。明朝诗人李东阳《赤壁图歌》描写道:“矶头赤壁当天倚,下有山根插江底。”([明] 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九,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56页)[11] ②赤壁。赤鼻矶北面的山麓,崖石赤赭,陡峭如壁,故名赤壁。苏东坡在《记赤壁》中形容此地“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宋] 苏轼《苏轼文集》卷七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55页)[12]

图2-2 黄州赤壁山俯视图(正面突入江中者即赤鼻矶)
(资料来源:网络)
所以由这段介绍黄州赤壁的文字,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五义,即山义、赤义、鼻义、矶义、壁义,黄州赤壁有此五义。山是赤壁山,高度数十米,与对面鄂州西山遥遥相望;赤是山体岩石颜色赭赤,裸露于外;赤鼻矶是指赤壁山西端成三十度斜坡没入江中的一小段山脉,状如此山悬挂的鼻梁,是为鼻义;矶,指水边突出的岩石或石滩,是流水对河床侵蚀作用的产物,古有“长江七十二矶”的说法。北宋人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南人谓山入水处为矶。”([宋] 张耒《明道杂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张耒集》附录三,第1025页)[13]赤壁山元明以前滨江并直插江底形成矶头,是为矶义。范成大所谓“江为赤壁一矶所撄,流转甚驶,水纹有晕,散乱开合”([宋] 范成大《吴船录》卷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范成大笔记六种》第185页)[14]的文字,正是对此处回旋江流的最生动写照;断岸临江,崖石赭赤,屹立如壁,故称赤壁。

图2-3赤鼻矶(赤壁矶)侧面(北面)
(资料来源:网络)
山以(赤鼻)矶名是谓赤鼻山(出《水经》),以赭赤崖壁名则为赤壁山(出《英雄记》)。黄州赤壁素有风景如画的美誉,晋代以来即为游览胜地,古往今来吸引无数名人墨客前来观光游览。

图2-4赤壁本义即赭赤色崖壁
(资料来源:网络)
《水经》(〔西汉〕桑钦撰)(清顺治《说郛》刻本)卷下:“江水东,迳若城南。又东,过邾县南。江水右得黎矶北。江水又东,迳邾县故城南。鄂县北,江水右得樊口。江水又左迳赤鼻山南。又东,迳西阳郡南,郡治即西阳县也。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江水左,则巴水注之。”(卷下,第80页)[8]
从这段源于西汉古籍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明确记载有邾县赤鼻山——“江水又左迳赤鼻山南。”西汉邾县赤鼻山,即今黄州城西北赤壁山。邾县是秦至东晋时期的古县名,治所在今黄冈市西北禹王城遗址一带,曾为衡山郡治,后因战乱被毁废。西汉初属衡山郡(后改衡山国),元狩二年(前121年)划归江夏郡管辖。西汉桑钦《水经》中仅记载有邾县一处赤鼻山,独此一家别无二处,证明彼时其它赤壁还未出现。
西汉时载“赤鼻山”而东汉又称“赤壁山”,如果从古籍中通假字、异体字及音韵学等角度考察二者之间关系还是有迹可循。
胡《注》引《水经注》作贝矶北。庾仲雍谓之沛岸矣。会贞按:贝、沛音近,盖传吸各异,字随音变。矶又称岸,犹下黎㞦亦曰黎岸也。([清]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5页)[15]
胡三省作“贝矶”,庚仲雍谓之“沛岸”,因“贝”、“沛”音近故,“矶”又作岸,则“贝矶”又称为“沛岸”。这段文字出自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涉及地名“贝矶/沛岸”的音转与用字差异问题。“贝矶”与“沛岸”实为一地,因方言音转(贝→沛)和语义扩展(矶→岸)形成异写,属典型的历史地理名物演变案例。处理古籍地名异文时,需综合音韵、训诂、文献比对,避免机械判定正误。杨守敬、熊会贞的考据体现了“以音求义,因文证地”的严谨思路,对当今历史地理学研究仍具范式价值。
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朱字讹作事,戴、赵改。守敬按:梁玉绳《瞥记》定四年柏举之战,《左》、《谷》作举,《公羊》作莒,盖古以音同通借。郦氏谓仲雍作莒为非,失考。([清]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6页)[15]
杨守敬在此段按语中批评了郦道元对地名用字的判断失误,并借助梁玉绳《瞥记》的考证,揭示了古籍中因音同通假导致的地名异写现象。柏举之战(定公四年)在《左传》《谷梁传》中写作“举”,《公羊传》写作“莒”,梁玉绳指出这是因古音相同(“举”“莒”上古音近)形成的通假现象。郦道元(郦氏)在《水经注》中认为仲雍将地名写作“莒”是错误的,杨守敬指其未考通假之例。梁玉绳从音韵学角度,说明不同经典用字差异属正常现象,非讹误。郦道元未察通假规律,机械判断用字正误,杨守敬借此强调训诂需综合音韵、版本知识。
守敬按:《集韵》,水中物㚌曰洰。洰非水名,《颜氏家训》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矩、洰一音,则此水作举、作莒、作洰,皆以音同也。([清]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9页)[15]
㚌(huǒ),《說文》:同夥(huǒ)。《玉篇·多部》:“㚌,楚人謂多也。”对比《集韵》(宋)、《颜氏家训》(北齐)与《水经注》(北魏),构建跨时代的音韵演变链条,证明异写的合理性。强调“名从主人”训诂学原则:地名本为口头传承,文字记录时因音择字,如“柏举”亦作“柏莒”。举水又作莒水、洰水,岂知赤鼻山不可作赤壁山?
《水经》中记载的若城、邾县、鄂县、樊口、巴水(今巴河)等古地名确定了黄州赤壁的存在,且是唯一的赤壁地名佐证。“江水东,径若城南。”若城即今武汉新洲阳逻,旧新洲县从原黄冈县析出。鄂县即旧鄂城县,今黄州长江对面鄂州市。“江水又左迳赤鼻山南。”在《水经》<江水篇>中,唯此一处载有“赤鼻”二字,证明那时其它地方尚无赤壁地名。就是说,公元208年发生赤壁之战的时候长江流域仅有黄州一处赤壁,正可直接说明黄州赤壁即“三国周郎赤壁”。(《苏轼文集》卷二十一,第903页)[12] “江水又左迳赤鼻山南。”江水又从左边经过赤鼻山的南面。有关赤鼻山下江水滔天的景象,北宋文学家苏辙《黄州快哉亭记》写道:“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宋] 苏辙《栾城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18页)[16]

图2-5 长江在黄州赤壁下由北南流向折为西东流向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长江水流方向

图2-6 上图中红圈处实景航拍图片(右上角为黄州城)
(资料来源:网络)

图2-7 左黄州右鄂州,右侧为樊川入江口(承接上图,长江流向下游(上方))
(资料来源:网络)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说:“黄冈岸下素号不可泊舟,行旅患之。余舟亦移泊一湾渚中,盖江为赤壁一矶所撄,流转甚驶,水纹有晕,散乱开合,全如三峡。”([宋] 范成大《吴船录》卷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范成大笔记六种》第215页)[14]这段朴素平实的文字描写可视为当年黄州赤壁江面的真实记录。“撄”有扰乱、纠缠的意思,“水纹有晕”反映矶头造成的漩涡现象,“散乱开合”形容江水与矶石激荡流转的场景。这是描写赤壁矶伸入江中,江水为其所阻拦,江流扰乱,互相缠绕,漩涡密布,散乱开合,如同三峡一般的壮观景象。《吴船录》作于1177年,848年后的今天,河道南移,赤壁离江2里余。

图2-8 长江故道及赤壁山(右侧虚线内深绿色部分,深绿色为树林)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长江旧河道及水流方向

图2-9 长江故道及赤壁矶(红圈所示)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长江故道及水流方向
西汉桑钦《水经》中唯一记载有邾县赤鼻山(今长江北岸黄州赤壁山),其<江水篇>未见有其它任何赤壁的文字记载,说明彼时黄州赤壁地名唯一。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发生时,赤壁地名必定存在,无有疑惑。赤壁即赭赤色崖壁,揭示的是丹霞地貌特征,而丹霞地貌从地质构造上讲形成年代需要几百万甚至上亿年时间,可知东汉末年及更早时期邾县赤鼻山即已存在,常理推之还似颇有名气,否则以西汉桑钦《水经》记载之简略不可能收录邾县赤鼻山。《英雄记》 载“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明确指出赤壁在江北,黄州赤壁正在江北独此一家,余者尚未出现且江南不符。那么由最早的古籍《水经》记载我们一开始就可以锚定邾县赤鼻山(今黄州赤壁山)地望,是否与东汉时期王粲《英雄记》中所载赤壁相符合呢?要知道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作为曹操的军谋祭酒,是亲自参加过赤壁之战的。既然王粲参与了“赤壁之役”当然应该到过邾城,所以他知道赤壁在哪里。由此观之,王粲所著《英雄记》与西汉桑钦《水经》中有关邾县赤鼻山的记载一脉相承,完全吻合,天衣无缝。其实彼时仅此一处赤壁,无关其它赤壁什么事。当我们从西汉古籍文字跨越到东汉末年历史记载时非常自然顺畅,毫无突兀感与断代感。
王粲(177年~217年),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官员,“建安七子”之一。《英雄记》(又作《汉末英雄记》)撰写年代不明,但从《英雄记》中明确记载有208年周瑜火攻曹操的记录,其著作下限当在王粲死去(217年)以前。王粲作为赤壁之战的亲身经历者,其著作相当于战时笔记或回忆录,是第一手史料,且离大战时间非常近,战后九年即辞世,最为重要的,是他清楚地指明了赤壁在江北而非江南这样极其重要的线索,对于我们判定赤壁所在地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给予《英雄记》非常高的评价。虽然此书久佚,还存在内容严重残缺等问题,但关键人物如曹操、周瑜等传记却被后世完整引用仍保存齐全,因此并不影响我们对赤壁古战场归属地的认定。王粲作为曹操的军谋祭酒,其文字记载可信度与重要性应列为最高级别。(注:该书全书已佚,但书中部分记载为后世所引用。据史料分析,其主体部分当写成于建安十三年(208年)九月作者归曹前,反映了曹操统一北方以前汉末群雄割据时代最宽泛的“英雄”概念。)
成书年代(下限):217年
距离赤壁之战年代:9年(217年-208年=9年)
虽然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但因为种种原因还未得到普遍使用,那时人们还是倾向于使用竹简和帛书进行书写,直到南北朝时期才普及开来,因此东汉到魏晋人们还是使用竹简比较多。东汉时使用竹简,早期文字是雕刻在竹简上,后期才改为笔墨书写,相当不易。古人惜墨如金,句逗也无,只能从其只言片语甚至一两字中管中窥豹,一究真相。《英雄记》中仅有三处文字提及“赤壁”,但意义重大,足以明辨是非。
“曹操进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椑,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轻舸百艘烧椑,操乃夜走。曹公赤壁之败,至云梦大泽,遇大雾,迷道。”([汉末] 王粲《英雄记》,[清] 黄奭辑《汉学堂知足斋丛书》本,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389页)[10]
在《英雄记》介绍曹操的文字中,关键语句:“从汉水来下大江”,汉水即今汉江,大江指长江。此句清楚说明曹军从汉水下来,然后来到了长江江面上。“曹操进军至江上”,点明曹操水军来到了长江之上。这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夏口当时无人(吴蜀势力)驻守,否则不会有“从汉水来下大江,注(住)浦口”这样的记载。曹军不但越过了夏口,而且还驻扎在夏口下游的浦口即今新洲涨渡湖江段附近,再下游五六十里就是黄州赤壁与鄂州樊口。

图2-10 鄂州市樊口镇(左为西山及东吴故都)
(资料来源:网络)
“欲从赤壁渡江”,单看此句仍无从确定赤壁到底位于江北江南,但是籍此可知曹操想渡江到对岸去,且出发点就在赤壁,证明赤壁与目的地分属长江两岸。那么赤壁到底是在江北还是江南?该问题甚至超过了所有问题的重要性。
“曹操……从汉水来下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轻舸百艘烧椑,操乃夜走。”由此段文字记载可知,曹操从汉水下大江驻扎在浦口,没有马上渡江,结果被周瑜晚上偷袭烧椑,曹操连夜逃走。周瑜派人晚上偷袭烧曹操椑,时间是晚上,地点是黄州赤壁,战术是火攻,结果曹操椑被烧连夜逃走,记载的是一场完整的赤壁之战。“曹公赤壁之败,至云梦大泽,遇大雾,迷道。”曹操在黄州赤壁战败,想穿越云梦大泽回到江陵(今荆州),但是遇上大雾迷失道路。可以看到赤壁之战(也就是火烧赤壁)之后并不存在乌林之役,火烧乌林并不存在。曹操作为亲自注解过《孙子兵法》的杰出军事家,不可能在黄州赤壁被东吴火烧一次,然后再在(洪湖)乌林被火烧一次,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于理不通。

图2-11 唐初欧阳询主编《艺文类聚》(624年成书)引用王粲《英雄记》
(资料来源:唐朝《艺文类聚》)
“周瑜镇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簰从汉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船走舸百数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然则回,船走去,去复还烧者,须臾烧数千簲。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走。”([汉末]王粲《英雄记》,[清] 黄奭辑《汉学堂知足斋丛书》本,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387-388页)[10]
在记载周瑜(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统帅)的文字中,关键语句:“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里已经很清楚了,原来曹操是想要(欲)从赤壁渡江,到江南去,则赤壁必在江北。若有人问:“曹操为何选在赤壁渡江南?”如下图所示,原来黄州赤壁长江对岸正是鄂州樊口。“江表传曰: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古籍之间因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并可互相印证,从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图2-12 从黄州赤壁(长江故道)到鄂州樊口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看地图,黄州赤壁在江北,鄂州樊口在江南,与《水经》《英雄记》甚至《江表传》中记载全都对上了。有关黄州赤壁才是真实的赤壁古战场的认定,与后面其它古籍中记载的历史战场设定也都完全吻合,并且唯一。

图2-13 樊口(樊川入江口)、西山及鄂州
(资料来源:网络)
有关曹操“住浦口”的记载。曹操与周瑜传中都提及“浦口”,这是《英雄记》中除“赤壁”之外其次重要的地名。其价值与意义在于:第一可由“浦口”反过来确认赤壁的大概位置,即赤壁可以在夏口下游,而不能因陈寿《三国志》中一句“备走夏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30页)[3]记载一开始就将黄州赤壁排除在外;不仅如此,寿志中多记载有乌林,而《英雄记》中未见有乌林地名,或可证明赤壁之战无关乌林?则知“浦口”地名确认的重要性。

图2-14 浦口位于白浒镇下游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蓝色箭头:江水流向
曹操传记“从汉水来下大江,注浦口。”周瑜传记“从汉水下,住浦口。”由此确认“浦口”必定在长江边上。住,“【集韵】【韵会】厨遇切,并音驻。止也,立也,居也。”([宋] 丁度 等《集韵》卷八,[宋] 吴棫《韵会》,第256页)[17]住有止的意思,而止又是停、息的意思,说明曹军在浦口及附近有停留及驻扎行为,周瑜传“未即渡”亦可证明。结合《江表传》记载,“江表传曰: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裴松之注引,第1263页)[3]可知曹军有在北岸安营扎寨的事实。曹军当时应该是水陆并进(见《三国志》等载),水军乘船沿江而下,而步、骑兵走江北岸上行军,这样才有“欲从赤壁渡江南”的现实需要。曹操虽号称八十万大军,但结合各古籍记载来看,己方各势力全部兵力在二十五万人马弱,而孙刘联军则在五万,双方兵力对比约为5:1。曹军二十五万人马及舰船,如安营扎寨则需要足够的战略空间才能容纳,此条对判定赤壁真伪无疑也至关重要。团风与黄州两地相距四五十里,如此长度距离的战略空间较为恰当。

图2-15 鄂州白浒山——泥矶江段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那么浦口在什么地方?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在<江水篇>中唯有一处“浦口”,“江水东迳白虎矶北,山临侧江濆,又东会赤溪,夏浦浦口”。([后魏] 郦道元《水经注笺》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民国王氏批校本,第5册第132叶)[7] “江水东迳白虎矶北,会贞按:今曰白浒山。”( [清]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4页)[15]“白虎矶”即今白浒山,而白浒山在白浒镇。浦口依据《水经注》所云,是位于过白浒山,但未到“黎矶”(今泥矶村)的某个地方,也就是位于今鄂州市白浒山至泥矶村之间的某处江段,即今新洲涨渡湖下方,见上实景地图。新洲涨渡湖曾为长江支流,后淤塞封闭成湖,当地人传说这里曾经是曹操操练水军的地方,现在看来或许并非无稽之谈。
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十五:“又东会赤溪夏浦(会贞按:浦在今武昌县西北。)浦口,(朱浦讹作二。赵改云:即赤溪夏浦口也。戴改同。)”(同上,2905页)[15]清朝杨守敬、赵一清、戴震等郦学派认为“又东会赤溪夏浦浦口”二“浦”字有误,是明朝朱谋㙔讹作二,应为“又东会赤溪夏浦口”。实则不然,此段文字在《水经注》中之本意,当为“又东会赤溪浦口、夏浦浦口”,即是说江水向东先流经赤溪入江口并汇合赤溪,后流经夏浦入江口汇合夏浦,是两条支流,有二入江口。假如江水倒流,则应改为“又西会夏浦、赤溪浦口”,还是两入江口(浦口),但因为“赤溪”后接“浦口”,而非“夏浦”后接“浦口”,两“浦”字被隔开,就不易被人误解。结论:江水向东先流经赤溪浦口,再流经夏浦浦口,这才是郦道元《水经注》本来意思。清沈炳巽撰《水经注集释订讹》,其卷三十五载:“又东㑹赤溪夏浦二口”([清] 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卷三十五江水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叶背)[18],直接改成赤溪、夏浦二浦口,意思虽然正确,但毕竟改动原文,终归不美。
“夏浦浦口”略称夏浦口,汉字上古音多为u韵,后两汉演化为o音,则夏(ho)大(do)音近,有言吴楚间古“浦(pu)”“埠(bu)”相通,则“夏(ho)浦(pu)口”音转为“大(do)埠(bu)口”从音韵学上似可成立。今有认为浦口即今新洲大埠口(举水河入江口)者,虽有一定道理,但《水经注》中“浦口”与其后文“举口”并举,明显为两地而非一处。但权衡《水经注》中所载江夏赤矶山作赤壁古战场此说存疑,因此浦口即今新洲大埠口仍有可能。
曹操第三子曹植《求自试表》中有“南极赤岸”(《曹子建集》卷九,第123页)[4]文字记载。“赤岸”之“赤”字,与赤壁“赤”同。那么何谓赤岸,与赤壁有无关系,西汉《水经》中是否存在“赤岸”的相关证据?这些早期源头上的相关记载需要我们予以厘清并辨明关系,作为关联证据对我们最终结论的推导与成立至关重要。
曹植(192年~232年12月),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曹操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逝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魏文帝曹丕之弟,中国三国时期文学家、诗人、音乐家。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17岁的曹植随父南征刘表至新野,后又随父与孙权战于赤壁,因此曹植也是毫无疑问的赤壁大战亲历者。
写作年代(下限):228年(曹植时年36岁)
距离赤壁之战年代:20年(228年-208年=20年)
《求自试表》是曹植于太和二年(228年) 上书魏明帝的一篇表文。曹植在文中陈述了跟随其父先武皇帝曹操征战四方的四次重大战役,即208年赤壁大战,206年东征管承,211年收复陇西,207年北征乌桓。其中既没有按东南西北的顺序记载,也没有按发生的时间顺序记载,而是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大战放在首位。
曹植《求自试表》:“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曹子建集》卷九,第123页)[4]陈寿在《三国志·魏书十九·陈思王植传》中原文引用上面文字。先武皇帝指魏武帝曹操,先是尊称已经去世的;极,至,有到达尽头之意;赤岸,谓赤壁也。赤岸在自然属性上特指丹霞江岸。岸,水边陆地,『说文解字』:“水厓而高者”(《说文解字注》第十一篇下,第420页)[19],如河岸、上岸、两岸等,所以实际上赤岸就是赤壁,为丹霞地貌在南北方的不同称谓。“南极赤岸”即南极赤壁,其义除指赤壁大战外,还更有到达南方最远处、尽头(一个叫赤岸的地方)之意。曹植所谓“赤岸”二字单从字面看不知所谓,但基于前面有关丹霞地貌的认识,则知一个“赤”字昭然若揭。丹霞地貌形成时间长达百万年之久,如此久的时间相对人类历史非常漫长,因此并非随便什么地方突然就可出现“色如渥丹,灿若明霞”([清] 潘耒《赤壁记》,见《遂初堂集》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2页)[20]的地貌特征。如不具有丹霞地貌特征,则不可鱼目混珠滥称赤岸。论丹霞地貌,湖北段长江两岸唯黄州赤壁一处,江汉平原并不具有形成丹霞地貌特征的地质构造,后文会有述及。
千百年来人们围绕“赤壁”地名争来辩去,竟然无人深入探究赤壁何以为“赤”。经查资料称,“丹霞地貌”的命名可追溯到1928年,当时中国地质学家冯景兰在考察时注意到第三纪红色砂、砾岩层,便以“丹霞”二字命名这种“有赤壁丹崖的陆上红色砂砾岩层”,源于曹丕《芙蓉池作诗》“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魏文帝集》卷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8页)[21]。我们知道郦道元是北魏有名地理学家,但其《水经注》不过是对山川地貌的外在表象进行直观描述记录,尚不能涉及地质构造这一近现代地质学知识,所以无从知道何为丹霞地貌特征,因此他在此问题上跟盛弘之一样犯错并不奇怪。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和理由,曹植《求自试表》中“南极赤岸”仅有黄州赤壁可以担当,其它赤壁都不是并且三国时期尚未出现。丹霞地貌特征是真假赤壁的试金石,未曾想此一近现代地质学知识运用起来不但得心应手而且极为有效,又岂是古人做梦能想象得到。

图2-16 曹操行军路线示意图(最远到达黄州)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南极赤岸”字面理解就是向南最远到达一个叫做赤岸的地方。“极”有到达尽头、顶点等意思。如上图所示,为使问题简单化便于理解,假设曹操行军所走都是两点之间直线,则曹操从许都(今许昌)南下,经宛城、襄阳到江陵再到蒲圻大约是705公里,而到邾城(今黄州)则为875公里,到黄州要远340里,考虑到长江水路弯曲非直线,实际水道400里,也就是曹操到黄州要比到蒲圻远四百里水路。因此从这层意思上讲,“南极赤岸”也是到了黄州而非蒲圻。事实上正是如此,曹操在樊口——黄州赤壁之间的江面上被东吴利用东南风烧毁了战船,加上士兵染上疾疫,虽然所余人马兵力还远超孙刘联军两三倍,但苦于无战斗力,因此曹操无心再战,只好原路返回江陵(荆州)。
(补充:另曹植“南极赤岸”实暗藏玄机,因曹操一生未踏足江南,则曹植 “南极赤岸(赤壁)”也即“南极(江北)赤岸(赤壁)”,证明赤壁必在江北不可能在江南。)
初看曹植“南极赤岸”(《曹子建集》卷九,第123页)[4]文字莫名所以,不知赤岸为何物。后查阅《水经》全文,竟发现<河水篇>有两处“赤岸”文字。
河水又东,与漓水合。河水又迳左南城南。大河又东,迳赤岸北。河水又东,洮水注之。(卷上,第6页)
此段文字见于西汉《水经》,古河水即黄河。左南县,历史地名,军事重镇。经查,古左南县在今甘肃永靖县。再查“永靖县丹霞地貌”,结果竟然真的找到了炳灵丹霞地貌地质公园,经中左南县“赤岸”即今之永靖县炳灵丹霞地貌。(今黄河主河道在赤岸南,其实历史上黄河流经赤岸北,与《水经》记载合。)

图2-17 黄河赤岸(甘肃永靖县炳灵丹霞地貌)
(资料来源:网络)
永靖县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带,以黄土丘陵、沟壑地貌为主,部分区域靠近黄河河谷,海拔多在1500~2500米之间,属于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而长江中游平原地貌上是显著的冲积平原属性,平均海拔50米以下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局部地区分布一些由古老基岩构成的低缓岗地或零星残丘。黄州赤壁山历史上位于长江边上,高度只有几十米。中山大学黄进教授对黄州赤壁的评价 “该处是一处小规模的丹霞地貌”(《我对中国丹霞地貌的考察(1999~2002)》,第202页)[22],因此无论从高度还是规模上讲,位于三级阶梯的黄州赤壁都不如炳灵丹霞地貌壮观有气势。
“河水又东,迳卷县北。河水又东北,迳赤岸固北,而东北注之。又东北,过武德县东,沁水从之。”(卷上,第13页)[8]
这是《水经》中的另一处记载,但实际地名其实是“赤岸固”而非赤岸,只不过含有“赤岸”二字。卷(quān)县,古县名,北濒黄河,为河津要地,治所在今河南省原阳县旧原武西北。经查证,“赤岸固”在河南原阳县,但现在已经不见踪影。现代定位:约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北至武陟县西北的黄河故道北岸,具体或已湮没于黄河改道或泥沙淤积中。
对照西汉古籍<江水篇>邾县“赤鼻山”与<河水篇>左南“赤岸”,其命名共性为“赤”色地貌:两者均以地质颜色命名,反映古代对自然景观的直观观察。再对比方位特征:“岸”与“鼻”均描述地形,“岸”指河畔高地,“鼻”喻山体突入水的岬角。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赤岸即赤壁,赤壁也即赤岸,二者所指相同,皆为丹霞地貌特征的表述,只是南北方称谓不同罢了。无论赤岸还是赤壁,从现代地质构造上讲揭示的都是丹霞地貌特征,这样的结论对于从地质学上辨别真假赤壁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
爆发于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已经过去了1817年,站在今天立场重新审视建安十三年的那场战争,发生时间确定即公元208年腊月,对阵双方曹操与孙刘联军人物确定,但是地点尚有争议众说纷纭。我们现在的一个思路:能否从某些古籍的详细记载比如有细节描写的文字中,分析当时双方占据方位及地形地貌、天气要素等外部特征,然后据以确定赤壁地望呢?回答是肯定的。若论战争细节着墨最多最具体者,莫过于西晋虞溥《江表传》。《江表传》中说“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确定刘备是逃到鄂县樊口(今鄂州樊口),其战争经过细节描写还有诸如天气特征的表述等等信息,对于确定黄州赤壁才是赤壁古战场至关重要。比较《江表传》中的相关文字,我们可以发现樊口——黄州赤壁之间江面作为赤壁古战场各方面唯一与史料记载完全吻合,换作其它地方无法匹配,从而确定了赤壁地望的唯一可能。
虞溥(pǔ)(约238年~300年),字允源,高平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人,西晋教育家,被称赞为“儒学大师”“开江西风化之先的人物”,曾任鄱阳内史。《江表传》作者是三国末晋初的人,比陈寿小五岁,写作时间大致和《三国志》成书时间相当,算是成书比较早的一批。《江表传》五卷,记三国史事,尤详于吴。《江表传》是三国时期吴国史官虞溥所著的史书,原书已佚,现存内容散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文献。据裴松之注引统计,现存约70余条佚文,内容涵盖政治军事如赤壁之战、孙权称帝等。
GIS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工具,它可以对空间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简而言之,是对地球上存在的现象和发生的事件进行成图和分析)。 GIS 技术把地图这种独特的视觉化效果和地理分析功能与一般的数据库操作(例如查询和统计分析等)集成在一起。
马孟龙在《军事环境史视域下的赤壁之战》一文中,从军事环境史的角度重新解读了赤壁之战,提出了与传统认知不同的观点:曹操前线作战部队仅5-7万,孙刘联军约5万(周瑜3万+刘备2万),双方实际兵力相当。通过GIS叠加汉代长江古河道模型(据《水经注》与钻孔数据),发现曹军舰船在乌林段呈“线性密集分布”,符合“铁索连船”的记载。通过汉代江陵-乌林段长江古河道重建(基于《水经注》与沉积物分析),确认当时主航道宽度仅1.2-1.8公里,曹军所谓“连舰二十里”(约8.3公里)实为沿江岸纵向分布,而非江面横向排列。曹军舰船连营长度超20里,火攻需特定风力风向。通过物候记录与气候重建,建安十三年(208年)冬季存在“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副热带高压异常北移,长江中游出现持续性偏南风。孙刘联军通过微观气象观测与水文地理知识,将“偶然”的东南风转化为必然战术优势,体现了军事环境史“人地互动”的核心逻辑。(《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第60-65页)[23]张威《长江中游古代战争地理研究》(2016)通过沉船分布测算认为:“曹军连船实际总长度受限于乌林江湾地形,其有效作战连船不超过5公里,但后勤船只沿江岸延伸形成‘二十里’的宏观印象。”(第112页)[24] 关键点总结:1、“二十里”是沿江分布的总长度,非纯舰船队列;2、东南风异常有古气候学证据支持,非纯粹文学夸张;3、火攻成功依赖风向与江流耦合。对此三点,本人经过初步测算,曹操舰船排列长度约为三十里,数据上比较接近;风力风向有《江表传》中的相关记载为证,与史料相符;火攻计谋的成功实施需要风向与江流耦合无疑正确,但与蒲圻-乌林江段并不相符。
(补充:《江表传》所载“东南风急”应指5-6级风(风速8-11 m/s),这一范围满足火船快速突进与大规模延烧的战术需求。权威支持:中国气象局《历史极端天气事件库》将赤壁之战当日风速标注为“5-6级,局地阵风7级”(编号CEWE-208-12)。具体测算方法可参见《自然科学史研究》2022年第2期《基于古文献的风力等级量化研究》。)

图2-18 火烧赤壁
(资料来源:网络)
江表传曰: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着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裴松之注引,第1263页)[3]
有关赤壁之战,《江表传》中的记载不足一百五十字,但时间、地点、交战双方、地形地貌、战争经过与结果等等各要素都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没有含糊不清的地方。裴松之引(用)《江表传》注(释)《三国志》,如果没有裴松之注释,《三国志》历史价值将大打折扣;如果没有这段文字记载,可以说后人根本无从知道当年赤壁之战发生了什么。正因为有了上面这段精彩的描述,我们才知道当年的那场大战如何开始、经过及结束。不仅如此,还因书中有关当时天气“时东南风急”(《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1263页)[3]的明确记载,从而印证东汉王粲 “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所言非虚。
“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同上)
【释】“至战日”,是说到了战争(即“赤壁之役”)的那一天。由虞溥这里的描写可以知道,此前双方并未发生过任何接触或战争冲突,真正的赤壁之战是发生于“战日”当天。结合后文来看,“赤壁之役”整个战争结束之后,“北军大坏,曹公退走(江陵)”,即可看出《江表传》记载的仅有一场“赤壁之役”,曹操败退江陵,战争结束,并不存在第二场战争,也即是说火烧乌林并不存在。“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黄盖安排布置前期准备工作。
“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着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
【释】“时东南风急”,那天竟然刮起东南风而且还非常迅猛,江南樊口在上风头而江北黄州赤壁位于下风头,正可利用火攻计谋取胜,真乃天助我也!长江整体上呈西东流向,但看团风至黄州赤壁江段,竟然是北南走向,因此一开始东吴方即占有天时与地利之便。“中江举帆”描述的是赤壁之战中黄盖诈降火攻曹军的关键场景。东吴黄盖向周瑜献火攻之计,并假意投降曹操。为接近曹军水寨,黄盖率船队满载柴草、油脂,趁东南风迅猛驶向曹营。中江,指长江江心,即黄盖船队航行至江中央,远离两岸,接近曹军水寨的位置。举帆,字面意为升起船帆,但结合上下文其特殊战术意图有二:一是制造“投降”假象。曹军位于长江北岸,黄盖自南岸出发,若直接扬帆顺风疾行,可伪装成“投降船只全速驶来”的合理动作,降低曹军警惕;二是利用东南风加速。赤壁之战中,东南风是火攻成功的关键。黄盖在江心扬帆,借助风力使火船迅速逼近曹军连环船阵,确保火势瞬间蔓延。战术意义:“中江举帆”是火攻计划的核心环节,通过伪装和自然条件(风)的配合,实现了出其不意、一击制胜的效果,堪称古代战争史上经典的“奇谋”案例。这一细节体现了东吴水军的战术智慧,以及对天时(风)、地利(江面)、人和(诈降)的综合运用。“中江举帆”是赤壁之战的关键战术动作,其核心在于:伪装欺骗(诈降姿态)、天时利用(东南风助火攻)、精准执行(船队突袭距离与时机)。这一记载不仅还原了历史细节,更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典范。“操军人皆出营立观。”曹军还出营站着观看,不知道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
【释】又一个关于战争细节清晰描写的强有力证据。离北军(曹军)二里余,同时放火。二里余是黄盖船与敌军船的大概距离,再加上“往船如箭”的后续,说明当时的(江面)战场需要具有一定的纵深(宽度),且这样的纵深应与东南风方向保持一致,这样才能符合战争要求及达到最佳效果。因“火烈风猛”,最后才有“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的结果。我们对照鄂州樊口——黄州赤壁江段,八九里宽的江面以及此处长江北南的走向与“东南风急”完全匹配,这样的战场描述完全吻合。反观无论蒲圻赤壁还是江夏赤壁,刮东南风烧向西北方向只能烧到西北岸上(比如乌林),而无法烧到西南江面上的曹军舰船(水寨),因此处长江西南——东北的走向注定了跟“东南风急”无法匹配并不相谐,如果起东北风才对得上。“北军大坏,曹公退走。”战争结束,据《三国志》所载,曹操率领残部原路返回江陵(荆州)。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精准而清晰的细节描写更有助于反映历史真相并自证真实。在翔实记载“赤壁之役”的具体经过上,《江表传》可谓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且无如伦比的珍贵史料,从而为后人准确判断当时战场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与天气情况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当天天气状况的真实记载(“时东南风急”)既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也为最终揭示黄州赤壁才是赤壁古战场的定论作背书。 《江表传》所云“时东南风急”放在其它赤壁战场皆不相符,且其“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史料记载为黄州赤壁地望作了双保险,对证明黄州赤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意义。
我们将西晋虞溥《江表传》中所记载的赤壁之战定义为“黄州模式”。赤壁之战“黄州模式”的特征归纳如下:1、一场战争,一段式战争。只有一场战争即“赤壁之役”,赤壁之战曹操失利即退回江陵(今荆州),并非两场两段;2、是火烧赤壁而非火烧乌林;3、“时,东南风急”发生于火烧赤壁战争中;4、“东南风急”与赤壁之战战场地理环境相匹配:东吴于江南鄂州樊口上风头放火,团风——黄州赤壁江段北南走向与东南风向相匹配,正好烧到江北下风头黄州赤壁江面的曹军舰船并延及岸边营寨,且连同赤壁一并烧了。
虞溥以所著《江表传》闻名,此书是研究三国东吴历史的重要史料,虽原书已佚,但通过裴松之《三国志注》及唐宋类书的引录,仍可窥其内容。西晋统一后,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对孙吴记载简略,虞溥欲通过私修史书弥补吴国史料的不足。虞溥曾任鄱阳内史,地处原孙吴腹地,接触大量吴国遗老及地方文献,激发其记录吴史的兴趣。推测成书于西晋中后期(约280–300年),即孙吴灭亡(280年)后不久,虞溥得以广泛搜集吴国旧闻。虞溥撰写《江表传》时,参考了以下四类资料:1、孙吴官方档案。西晋灭吴后,孙吴的官方文书(如《吴书》草稿、奏议、诏令)被运至洛阳,虞溥可能通过官方渠道或私人关系获取部分档案;2、吴地私修史书。韦昭《吴书》、张勃《吴录》、胡冲《吴历》等吴人著述,为虞溥提供了编年框架和事件细节;3、吴地遗臣家族口述史料。虞溥在鄱阳、庐江任职时,接触过孙吴旧臣后裔(如周瑜、鲁肃家族),他们可能保存家族记忆或私藏文书;4、民间老兵传说:赤壁之战后近百年,参战士卒的子孙或仍口传父辈经历,尽管细节可能文学化,但提供了鲜活素材。虞溥《江表传》对赤壁之战的详细描写,源于其综合孙吴官方档案、家族私藏文书、遗老口述及地方风土记录。其核心史实(如火攻、东南风)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成为还原赤壁之战的重要依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大量引用,使赤壁之战细节得以流传。
由西汉桑钦《水经》,东汉王粲《英雄记》及三国曹植《求自试表》所判断推理出的黄州赤壁,更在西晋虞溥《江表传》“赤壁之役”细节描写中得到了完美体现与具体证明,所以这样的历史真相足够告诉我们黄州赤壁山才是东汉末年赤壁古战场。不同历史时期的四部古史承前启后、顺畅连贯且互相印证,逻辑上已经形成闭环,完全可以自圆其说,铁一般的事实牢不可破。(另外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当历史演进到西晋的时候,彼时仍仅黄州一处赤壁,其它赤壁还未出现。黄州赤壁独此一家,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北朝之前。)
有关刘备当阳之败后是“备走夏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30页)[3]还是“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的问题,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中也有相关记载,证明刘备彼时确实是逃到鄂县樊口(今鄂州樊口)而非夏口(今武汉)。如果依据《三国志》“备走夏口”及相关文字记载,则说明孙刘联军往夏口(今武汉)上游而去,这样一开始已将黄州赤壁排除在外。但是如果依据《江表传》及《华阳国志》所载刘备逃到樊口,则可成为证明黄州赤壁的关键证据,因此确定刘备实则逃到樊口意义重大。
《华阳国志》中“初,先主之败东走也,径往鄂,无土地”出自卷六《刘先主志》。此卷专述先主刘备的生平事迹,记载了刘备在赤壁之战前的困境:败于曹操后,一度失去根据地,向东退至鄂(县)(今湖北鄂州一带),尚未拥有稳固的领土。这与《江表传》等史料中“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的背景相呼应,后通过赤壁之战扭转局势,逐步取得荆州立足之地。
常璩(约291年~约361年),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成都崇州)人,东晋史学家。(常璩出生于西晋末年,比陈寿小58岁。)《华阳国志》全书共十二卷,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的重要史料,卷六至卷九聚焦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相关人物与事件。
《华阳国志》(晋常璩撰)卷六〈刘先主志〉:
“先主斜趣汉津,适与侯舡会,而赵云身抱先主弱子后主,及拥先主甘夫人相及济江。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军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悦亮竒雅,即遣周瑜程普水军三万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军于赤壁,焚其舫舟。公引军北归。……
初,先主之败东走也,径徃鄂,无土地。关侯责之曰:早从猎中言,无今日。先主曰:安知此不为福也?及得荆州,复有人众。”(卷六《刘先主志》,第529-531页)[5]
“先主斜趣汉津,适与侯舡会,而赵云身抱先主弱子后主,及拥先主甘夫人相及济江。”
先主刘备斜向汉津进发,正好与关羽的船队相遇,而赵云亲自抱着先主幼小的儿子后主刘禅,又护卫着先主甘夫人,相继渡过长江。“济江”,渡过大江(长江)。刘备关羽及赵云甘夫人等人马相继渡过长江可证明刘备并非停留在(江北)夏口,而是到了(江南)鄂县,所以“济江”就是从江北夏口渡过长江到达江南鄂县樊口。从《华阳国志》中,我们终于再次找到证据。
“初,先主之败东走也,径徃鄂,无土地。”
这一段其实是倒叙,讲从前的事。这一句是说:“当初,刘备战败向东逃走,径直前往鄂县,没有自己的土地。”承接前文,刘备赵云等人“相继济江”,渡过夏口,到哪里去了呢?“先主……东走也,径徃鄂 ”,向东逃跑,径直前往鄂县。结合《江表传》所载:“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都可知刘备等人是一起到鄂县樊口去了。
志中有关“赤壁之役”的记载。“时,权军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悦亮竒雅,即遣周瑜程普水军三万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军于赤壁,焚其舫舟。公引军北归。”
当时,孙权军队驻扎在柴桑(九江),既敬服刘备威望名声,又喜爱诸葛亮非凡高雅,就派遣周瑜、程普率领三万水军援助刘备抵御曹操,在赤壁大败曹操的军队,烧毁了他的舰船。曹操率领军队回到北方。
这段文字简短但事件前后经过记录清楚完整,同时还明白地交待了赤壁之战的经过:“(权)即遣周瑜程普水军三万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军于赤壁,焚其舫舟。公引军北归。”。“大破公军于赤壁”,这是讲在一个叫做赤壁的地方孙刘联军大败曹军。“焚其舫舟”又发生在哪里?当然还是在赤壁。《广雅·释言》:“焚,烧也。”(《广雅疏证》卷三上,第87页)[25]“焚”用现在话讲就是烧,烧毁。“其”当然是指曹公。舫舟,即方舟,两船相并之称,泛指船。“焚其舫舟”,烧毁曹操的舰船,承接前文当然是在赤壁“焚”的。两句连接起来看,“大破公军于赤壁,焚其舫舟”,“焚其舫舟”是因,“大破公军”是果,所以还是说明了赤壁之战是东吴火攻计谋的成功运用,本质上还是讲这个。特别要注意的是历史上只有火烧赤壁,并无火烧乌林,也即是说火烧乌林并不存在。曹操在赤壁大败,舰船也被人烧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公引军北归”,曹操率领残部回北方去了。整场战争开始、经过、结果都已交待清楚,这就是《华阳国志》中的赤壁之战,曹操战败后回到北方。所以有没有火烧乌林呢?历史上乌林之役并不存在。
在我们搜集到的东晋及以前的六部早期古籍中,《水经》《英雄记》《求自试表》《江表传》《华阳国志》等五部古史都明确证明黄州赤壁,唯《三国志》所载与黄州赤壁相佐。因陈寿认定“备走夏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30页)[3],“备进住夏口”(《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第1117页)[3],“与俱到夏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第878页)[3],且整部《三国志》中无一字一句提及鄂县樊口,足以说明陈寿并不认可刘备逃到樊口,因此与《江表传》《华阳国志》相关记载矛盾冲突。“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可间接证明黄州赤壁,因刘备逃到樊口其长江对岸正是江北黄州赤壁,此可与王粲《英雄记》“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相吻合,但《三国志》“备进住夏口”说则从一开始就将黄州赤壁排除在外。我们能肯定《三国志》所载赤壁在夏口(今武汉)之上(游),且可由相关记载确定“引次江北”(《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即“引次江北(洪湖)乌林”,但其所描述的“赤壁”究竟位于何处仍是未知数。一者因其文字记载简略,二者因逻辑推理上缺乏必要条件仍存有疑惑,所以“蒲圻赤壁”最终也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基于《三国志》简略文字记载的初步推断,还不足以判定赤壁归属地的问题。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三国蜀汉至西晋官员、史学家。《三国志》是西晋史学家陈寿耗时十年参考当时的史书编纂而成,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东吴的纪传体断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陈寿《三国志》正式动笔不早于吴国灭亡280年,全书最晚完成于晋惠帝即位290年前。
成书年代:290年
距离赤壁之战年代:82年(290-208=82年)
赤壁之战在《三国志》的《武帝纪》《先主传》《吴主传》《周瑜传》《黄盖传》等传纪中均有记载。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东晋、刘宋时期官员、史学家。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认为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于简略,在即位初期便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注《三国志》是史学界公认的重要文献。寿志过于简略,裴注补充陈寿原书近四倍内容,征引魏晋著作220多种(今多亡佚),保存了大量原始文献。开创“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四大方法,不仅增补史实,更考辨真伪、存录异说,奠定后世史注新范式。通过并列不同记载,为后世提供批判性思考空间。补缺即征引佚籍填补人物、事件空白,还原历史全貌;惩妄是对比多源史料加逻辑推理证伪,破除政治偏见与记载讹传。裴注此二种方法对于我们考察寿志中有关赤壁之战记载真伪具有重要的作用意义与启发。裴注不仅是《三国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是汉魏六朝历史的百科全书,其史料保全之功与批判性注史方法,成为跨越千年的史学智慧。
成书年代:公元429年,裴松之《三国志注》成书
距离赤壁之战年代:221年(429-208=221年)
裴松之奉诏作注自述曰:“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又云:“或同说一事而……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三国志》附录,第1471页)[3]裴松之的治史态度与学术精神可凝练为“批判性存真、多维度求实”(逯耀东《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研究》,第3章第217页)[26]。《魏略》上说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而其用《出师表》第一人称记载来反驳。对赤壁之战、关羽失荆州等事件并列三五种矛盾记载,承认历史认知的局限性,为后世保留探究空间。五世纪即系统运用“备异”方法保留矛盾记载,比西方史学类似理念早一千多年。
对比《水经》《英雄记》等五部古史所载,与《三国志》在如下方面存在较大出入:1、寿志所云赤壁在武汉上游;2、寿志所载赤壁之战疏略,且赤壁定位不明确;3、与《江表传》《英雄记》《华阳国志》等所载仅一场赤壁之役不同,寿志所载为赤壁之战与火烧乌林两场战争,所烧为乌林而非赤壁,且乌林才是主战场。现分述如下:
寿志(陈寿《三国志》简称,下同)所云赤壁在武汉上游,跟下游的黄州赤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将黄州赤壁排除在外。
1、陈寿《三国志》所载“备走夏口”,无一字一句提及樊口
①《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30页)[3](注:刘备奔赴夏口。走,『说文解字注』:“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古代指奔跑:~马。不胫而~。夏口,古夏水(汉水)入长江口,在今江北汉阳(武汉)。)
②《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舩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第878页)[3](注:先主刘备与关羽、刘琦等人一起到达夏口。)
③《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第1117页)[3](注:刘备进住夏口。进住,繁体作“進住”,释义“犹进驻”,即进入并驻扎在某地的意思。《说文解字注》:“驻,马立也。人立曰侸、俗作住。马立曰驻。”)
④《三国志·吴书九·鲁肃传》:“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第1269页)[3](注:刘备于是到夏口。遂,于是,就。)
2、寿志记载周瑜请得精兵三万,前去夏口(会同刘备破曹)
①《三国志·吴书九·周瑜传》:“瑜曰:「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注:周瑜(我)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证为将军打败曹操。)
②“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注:当时刘备被曹操打败,打算率领部众向南渡过长江,与鲁肃在当阳相遇,于是共同谋划对策,因此刘备就进驻夏口,并派遣诸葛亮拜见孙权,孙权随即派遣周瑜和程普等与刘备合力迎击曹操,在赤壁相遇(并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3、寿志所载赤壁只在武汉上游
①《三国志·吴书九·周瑜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注:“并力”是合力之意。逆,说文解字:迎也。关东曰逆,关西曰迎。这里作迎击讲。此“逆”字也足以证明陈寿写的是孙刘联军往武汉上游去了。曹操从江陵(今荆州)顺江而下,吴蜀联军迎击曹操当然是往上游方向去。结论:邾县赤鼻山(今黄州赤壁山)被陈寿抛弃了。)
②《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与刘备一起从夏口(武汉)往上游前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第1117-1118页)[3](注:进,向前移动,跟“退”相对。俱进,就是一起前进。刘备派诸葛亮去柴桑(今九江)搬救兵,孙权派周瑜程普等前往夏口(武汉)与刘备会合,“俱进”(一起向前移动)当然是向武汉上游移动,而绝无可能是后退,进与退相对,“遇于赤壁”则说明赤壁必在武汉之上,无疑也。“俱进”指“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一起向上游前进(移动),因为出发点为武汉(夏口),所以寿志所云赤壁必在武汉之上,言下之意跟武汉下游的黄州赤壁无关。)
引文有理有据,史料解读当无差误,陈寿所写的赤壁是在夏口(今武汉)之上,并非武汉下游的黄州赤壁,再清楚明白不过。古夏口本在江北汉阳,赤壁之战后东吴于今武昌建夏口城,其实这是先后两段历史的两码事,不应混为一谈。但无论夏口(或夏口城)在江北还是江南,并不影响上面的结论,我们只需将“夏口”理解成今天的武汉即可,上面的结论依然成立。所以寿志赤壁即是在武汉上游,这样就直接跟黄州赤壁脱钩,黄州赤壁无戏。
4、寿志“破曹公于乌林”,跟赤壁关系不大
①《三国志·吴书十·程普传》:“乐安平定,代太史慈备海昏,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三国志》卷五十五〈程普传〉,第1283页)[3](注:(程普)与周瑜为左右督,在乌林打败曹操。)
②《三国志·吴书十·凌统传》:“权以统为承烈都尉,与周瑜等拒破曹公于乌林,遂攻曹仁,迁为校尉。”(《三国志》卷五十五〈凌统传〉,第1296页)[3](注:(凌统)与周瑜等在乌林抵挡并打败曹操。)
③《三国志·吴书九·周瑜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 “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同上,第1263页)[3]
《江表传》记载“时,东南风急”,烧的是江北赤壁,而《三国志》记载的却是“时,风盛猛”,烧的却是江北乌林,所烧对象不同,二者所载明显不是一回事。“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闻名中外的赤壁之战竟然在陈寿笔下如此轻轻带过,语焉不详,令人不解。寿志从来都认为是“破曹公于乌林”,乌林才是主战场,强调的是乌林,跟赤壁关系不大。“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此廖廖数语即是寿志中的所谓赤壁之役,有可能是江中间打的,也有可能是靠近南岸的某个地方打的,(曹操一生未踏足江南。)然后“公军败退,引次江北”。(次,说明退守江北乌林起码三个晚上以上。)
5、结论
一个“俱进”,一个“逆”,都说明孙刘联军往武汉上游去了,跟武汉下游的黄州赤壁没关系,铁证如山。(复旦大学张修桂等人就是依据陈寿的这个记载一开始就把黄州赤壁否定排除了。)
《三国志·吴书九·周瑜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寿志中有关赤壁之战的记载太过简略,仅廖廖数语不足五十字。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其中的信息量仍然很大。现就陈寿《三国志》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文字描写作一番深入探讨。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到的信息如下:①寿志所载赤壁在武汉之上(游),乌林更(可能)在赤壁之上;②“遇于赤壁”,说明两军是偶然相遇,不具有谋划性或带有伏击性质; ③以曹操约25万人马弱对阵孙刘联军5万人马,5:1,人数占绝对优势,以“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解释“初一交战,公军败退”理由牵强无法令人信服。我们现在重点探讨“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的各种可能 。
《三国志·吴书十·程普传》:“乐安平定,代太史慈备海昏,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三国志》卷五十五〈程普传〉,第1283页)[3]《三国志·吴书十·凌统传》:“权以统为承烈都尉,与周瑜等拒破曹公于乌林,遂攻曹仁,迁为校尉。”(《三国志》卷五十五〈凌统传〉,第1296页)[3]由这两部传记“破曹公于乌林”并结合《周瑜传》中火烧江北乌林的记载,可以确定“江北”即是指江北的(洪湖)乌林,无有疑惑。所以“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就变成了“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乌林)。”这样江北(洪湖)乌林就确认了。虽然江北(洪湖)乌林已经确定,但赤壁在哪里呢?还需要探讨。
“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乌林)。”我们先看“引次江北(乌林)”如何解读。引次(于)江北(乌林),引:退却;次:指行军在一处停留三宿以上。(曹操)退却,在江北(乌林)停留三宿以上。(曹操败退到江北乌林,驻扎了起码三晚以上。)由这个已知条件,我们再反推“遇于赤壁。”江北乌林已知,遇于赤壁未知,需要推导。需要回答三个问题:1、赤壁与乌林的距离问题;2、两军相遇于江南岸上陆地、靠近南岸水边、江中、靠近北岸水边、江北岸上陆地的问题;3、赤壁位于江南还是江北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现在我们逐一讨论。
1、赤壁与乌林的距离问题
“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乌林)。”由这个已知条件,虽然无法判断赤壁离乌林有多远,但一般情理度之,应该不会太远,最近的情况就是一个江南一个江北,隔江相望。两军交战,曹操败退,然后跑到很远的地方再“引次江北(乌林)”,这道理讲不过去,所以不能这么理解。比较合理的解读,孙刘联军逆江而上,与曹操偶遇于赤壁并发生小规模冲突,曹操不敌,然后就近退守江北乌林。由此推导出来的结论:赤壁较乌林可能要更靠近夏口(武汉)方向一点,或者就在江北乌林对岸。所以蒲圻赤壁的出现,差不多就是这样倒推出来的,是借江北乌林还魂的结果。虽然比较牵强,如依据寿志所载倒也不是全无道理。(结论:所以蒲圻赤壁就是这么来的,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讲的。不过若论彼时历史记载,仍仅有邾县赤鼻山一家。换言之,陈寿所云蒲圻赤壁其实是他本人自己所说,历史上并无记载。)
2、两军相遇于何处的细节问题
“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乌林)。”曹操战败,退守江北乌林,但是从哪里退守到江北呢?这是疑问所在。细分的话,我们会得到五种可能,即:①两军相遇于江南岸上陆地;②靠近南岸水边;③江中间;④靠近北岸水边;⑤江北岸上陆地。
①两军相遇于江南岸上陆地
《三国志·魏书二十五·辛毗传》:“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 “帝竟伐吴,至江而还。” (《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第697页)[3]《三国志·魏书十三·王朗传子名肃》:“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渡)。”(《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附子王肃传〉,第414页)[3]因曹操一生未踏足江南,此则足以推翻蒲圻人所谓的赤壁之役是在江南打的说法。我们依据《三国志》的相关记载,一开始把①两军相遇于江南岸上陆地的可能否定了,也就是说把江南蒲圻(赤壁)否定了。(其实江南蒲圻本无赤壁的历史记载,无论赤壁之战前的西汉桑钦《水经》,还是战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都未见有相关记录。)
②靠近南岸水边
因为这第二条不违《辛毗传》中“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或《王肃传》中“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的历史记载,并没有违背,所以它是成立的。仅就第二条来看,如果蒲圻人说赤壁之战是在临近南岸的江上打的是有理由的,还算说得通。所以蒲圻人由曹操“引次江北(乌林)”倒推“遇于赤壁”是在靠近蒲圻南岸的江面上,我们还不好反驳。一般而言,南边打了败仗逃到北岸这是讲得通的,而北岸打败了逃到北岸就很奇怪了。
③江中
江中当然更没有问题,两军相遇于江中,曹操打不过,败退到江北乌林,当然成立,一点问题都没有。
④靠近北岸水边
两军在靠近北岸的水边打的,曹操败退到江北乌林,这样的话说出来就有点别扭了。为什么呢?既然是在靠近北岸的水边打的,曹操打不过,败退乌林,孙刘联军为何不一鼓作气冲上北岸全歼曹军呢?所以这样的疑问就产生了,也必然会产生。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春秋] 左丘明《春秋左传·庄公十年》,[晋] 杜预 注,第182页)[27],想必这样的道理古人都懂。所以从第④条开始的假设情况,就有些不太符合人类的思惟习惯。
⑤江北岸上陆地
这最后一条就更不太可能,为何乌林在江北,赤壁绝无可能在江北?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既然在江北的赤壁打不过,那么就算曹操再向前一些逃到江北的乌林又如何守得住?这可能么?再说了,孙刘联军在江北的赤壁首战击败曹操得手,会那么容易让他逃脱,而不是乘胜追击一举全歼?所以这第⑤条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我们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赤壁战地辩证》论文集,黄冈竟然有人想以此证明赤壁在江北,何其苍白无力。
“引次江北”确定了江北乌林的存在,两军相遇于赤壁,纵然不可能在江南陆地上开打,但靠近南岸水边或江中两种可能性是较为合理的解读,这对蒲圻人来说是利好,起码比持赤壁和乌林同在江北说者更为合理一些。“②靠近南岸水边”蒲圻人由这条推导出赤壁在长江南岸黄冈人无法反驳。蒲圻赤壁之所以成立,单就陈寿《三国志》来说,是由“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乌林)”而倒推出“遇于赤壁”的赤壁在长江南岸(蒲圻),两军相遇是在“②靠近南岸水边”打的,这样就能勉强自圆其说。
蒲圻本无赤壁,蒲圻赤壁的出现是借尸还魂,是由江北乌林倒推出来的,这是支持蒲圻赤壁说者的底层逻辑,是基于也是始自陈寿《三国志》的记载而得来。曹操由“②靠近南岸水边”败退到江北乌林(“引次江北”),这道理勉强说得过去。湖北大学张国光教授正是凭借这样的记载与底层逻辑而力挺蒲圻赤壁,他的解读没毛病。相反黄冈阵营有人竟然想用寿志证明黄州赤壁,连陈寿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都没弄明白。寿志记载的赤壁在武汉上游,乌林同样在武汉上游,这是寿志史料记载的基本事实与逻辑。
3、赤壁位于江南还是江北的问题
基于前面的分析,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当然赤壁位于江南比江北更有可能性与说服力。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既然在江北的赤壁打不过,那么曹操向前逃到江北的乌林如何守得住?这可能么?再说了,孙刘联军在江北的赤壁首战击败曹操得手,会那么容易让他逃走而不是乘胜追击一举歼灭?赤壁和乌林都位于江北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假设,存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也就是说,如果赤壁之战的战场设定在蒲圻,则赤壁同样位于江北的假设不成立,可能性为零。从这一点上讲,也与江北的黄州赤壁矛盾冲突,互相排斥。
我们先来看正史陈寿《三国志》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描写。《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31页)[3]《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第878页)[3]《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第1118页)[3]以上三篇传纪中,寿志记载两军相遇于赤壁并发生战斗,曹操舟船被焚引退江陵。但是我们再对比《程普传》:“乐安平定,代太史慈备海昏,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凌统传》:“权以统为承烈都尉,与周瑜等拒破曹公于乌林。”这两篇传中记载的却又是“破曹公于乌林”,此则是否可证赤壁距乌林非远?否则便不能如此写。经过观察,我们发现无论正史陈寿《三国志》,还是古史王粲《英雄记》、虞溥《江表传》等,在周瑜传记中有关赤壁之战的记载较为详尽着墨较多,足以证明东吴周瑜才是赤壁之战中吴蜀联军统帅,因此赤壁也被称作“周郎赤壁”。《三国志·吴书九·周瑜传》有关战争经过记载:
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乆。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鬬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
由这段文字记载我们不难看出陈寿描写的其实是两场战争,即赤壁之战和火烧乌林。“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此段文字即寿志所载赤壁之战初战,其后则为火烧乌林是第二场战争,且乌林才是主战场。“公军败退,引次江北。”曹操的军队败退,后退到长江北岸驻扎,超过了三个晚上。(在古代,军队在一处停留三宿以上称为“次”。)所以可以知道陈寿描写的其实是两场战争,两段式战争:“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是一场,后面“引次江北”火烧乌林又是一场。曹操本是从北方来南下追击刘备,初战不利所以退守长江北岸,而东吴军在南岸,这都没什么问题。
“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乆。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此则可以证明陈寿所描写的赤壁之战精髓也是火攻,不然不可能有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本质上就是火攻计谋的成功运用。“乃取蒙冲鬬舰数十艘,……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备与瑜等复共追。”这段文字是寿志中有关火烧乌林的详细描写,初看似无问题,但如果与《江表传》对比则有较大出入,尚有许多地方需要探讨。
依据《江表传》的记载,火攻计谋得以成功实施的逻辑次第是:①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灌以鱼膏→②时东南风急,中江举帆→③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④火烈风猛,往船如箭,烧尽北船→⑤延及岸边营柴。我们再对比《三国志》的相关记载,则为:①取蒙冲鬬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②盖放诸船,同时发火→③时风盛猛→④悉延烧岸上营落。为了更好与《江表传》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将寿志②③顺序调换,因为④其实是《江表传》的⑤,再将④改为⑤,则最终得到:①取蒙冲鬬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②时风盛猛→③盖放诸船,同时发火→④□□□□→⑤悉延烧岸上营落。两相对照,则可发现《江表传》较寿志多出“东南风急”“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烧尽北船”等四处细节描写,但最关键与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江表传》④中有“烧尽北船”的前因,才可能会导致“⑤延及岸边营柴”这样的结果,而寿志“④□□□”竟是空白,未见有类似“烧尽北船”的交待,何以仍会产生“⑤悉延烧岸上营落”这样的结果?令人不解,因此逻辑上并不成立。(既然寿志中并不存在如《江表传》“④火烈风猛,往船如箭,烧尽北船”的类似记载,也就是说缺乏必要的火攻要素, 即“①取蒙冲鬬舰数十艘”与“⑤悉延烧岸上营落”之间的过渡燃烧物它是空白的,因此逻辑上无法成立,则“悉延烧岸上营落”的结果不会出现。)《江表传》所载火攻战争经过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有“②时东南风急,中江举帆”,“④火烈风猛,往船如箭,烧尽北船”的过渡媒介,而《三国志》中却是“②时风盛猛”都未交待风向,“④□□□”空白,缺少燃烧“岸上营落”过渡条件,“悉延烧”逻辑上不成立,“延”字无从谈起。(延,长行也,引伸为蔓延。)结论:寿志单靠 ①②③,跳过④,却想得到如《江表传》⑤一样的结果似无可能。(寿志战争次第:①取蒙冲鬬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②时风盛猛→③盖放诸船,同时发火→④□□□□→⑤悉延烧岸上营落。)
经过对正史《三国志》与古史《江表传》两部古籍中有关战争经过与细节描写进行分析比对,我们发现寿志中竟然存在千百年来无人察觉的致命漏洞与逻辑问题,从而对寿志中有关“夏口”及“乌林”记载的合理性产生必要质疑,进而为否定依据寿志所推导出的赤壁地望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与理由。
我们将西晋陈寿《三国志》中所记载的赤壁之战定义为“蒲圻模式”。赤壁之战“蒲圻模式”的特点总结如下:1、两场战争,两段式战争。两场战争即赤壁之战与火烧乌林,两段式战争是指先发生于赤壁的第一场战争,及起码三天之后再发生火烧乌林第二场战争。战场是赤壁与乌林两个战场,且在时间先后上有间隔,起码相隔三天以上,非同一天发生两场战争,因此称为两场两段;2、是火烧乌林而非火烧赤壁;3、“时,风盛猛”(其实仍是东南风!)发生于火烧乌林战争中而非赤壁之战;4、“时(东南)风盛猛”与赤壁——乌林战场地理环境不匹配:东吴于江南蒲圻赤壁放火,此处西南——东北走向的江段与(东南)风向正好垂直无法耦合,只能烧到江北岸的乌林曹军营寨,却无法烧毁停泊于西南江面曹军船舰主力。另外寿志中不见有《江表传》中诸如“烧尽北船”的类似记载,因此论起来“延及岸边营落”其实并不能成立。
经过前面对五部古史的分述:①西汉桑钦《水经》确定邾县赤鼻(赤壁)山唯一,确定赤壁得名由来为丹霞地貌特征,黄州赤壁丹霞地貌唯一;②东汉王粲《英雄记》证明赤壁在江北,黄州赤壁江北唯一;所载曹操“从汉水下,(进军至江上,)住浦口”。证明曹操越过夏口,(新洲)浦口间接证明黄州赤壁与樊口;③三国(魏)曹植《求自试表》“南极赤岸”(《曹子建集》卷九,第123页)[4]证明赤岸亦即赤壁,唯黄州赤壁为丹霞地貌真赤壁;“极”有到尽头的意思,曹操走水路到黄州要比到蒲圻远400里,到黄州赤壁更远;④西晋虞溥《江表传》证明刘备“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同时详尽而细致地记载了战争经过与细节,与寿志有较大出入;⑤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初,先主之败东走也,径徃鄂(县),无土地。”(《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第530页)[5]也证明刘备是逃到鄂县(樊口)去了。上述五部古史不约而同指向黄州赤壁,证明黄州赤壁方为赤壁古战场,当无疑惑。西晋陈寿《三国志》虽为正史,廿四史之一,但其中有关赤壁之战的记载却有待商榷。假如我们判定赤壁地望在黄州,黄州赤壁才是真正赤壁古战场,则与寿志所载蒲圻赤壁相比较,有如下几点质疑:
《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舩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第878页)[3]《三国志·吴书九·周瑜传》:“瑜曰:「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中有关赤壁之战的重要人物传记如武帝纪、先主传、吴主传及周瑜传中,陈寿言必夏口,闭口不提樊口。
裴注《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江表传曰: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江表传》记载刘备听从鲁肃的计谋,进住鄂县樊口,明确交待是到樊口(今鄂州樊口)去了。《华阳国志》:“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会,而赵云身抱先主弱子后主,及拥先主甘夫人相及济江。”(《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第529页)[5]先主刘备斜向汉津进发,正好与关羽的船队相遇,而赵云亲自抱着先主幼小的儿子后主刘禅,又护卫着先主甘夫人,相继渡过长江。“济江”就渡过大江,意谓过了长江。夏口在今江北汉阳,刘备及部众相继渡过长江可证明刘备并非在夏口,而是到了江南的樊口。所以“济江”就是从(江北)夏口渡过长江到达(江南)樊口,《华阳国志》的历史记载是清晰明确的。对比陈寿《三国志》相关记载:“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舩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第878页)[3]就能明显发现不同之处,《华阳国志》说的是“济江”(渡过大江)到达樊口,而寿志却说“济沔”(渡过汉水)到达夏口,这个区别就大了去了。刘备是到樊口还是到夏口,无论结果与意义都将大相径庭。“初,先主之败东走也,径徃鄂,无土地。”(《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第530页)《华阳国志》这句倒叙讲从前之事,是说:“当初,刘备战败向东逃走,径直前往鄂县,没有自己的土地。”刘备赵云等人“相继济江”渡过夏口到哪里去了呢?“径徃鄂 ”,径直往鄂县(而去),可知刘备等人全都到了鄂县樊口。第一,单就《华阳国志》来讲,刘备从战败到渡过夏口再进住樊口,这条路线逻辑清晰交待清楚;第二,志中相关记载能够与《江表传》吻合印证,两部古籍可构成逻辑关联。
其实即使单看寿志自己的相关文字,也能找到互相矛盾的记载。《三国志·蜀书八·伊籍传》:“先主之在荆州,籍常往来自托。表卒,遂随先主南渡江,从入益州。”(《三国志》卷三十八〈伊籍传〉,第971页)[3] “随先主南渡江”随同先主向南渡过大江,并非到江北夏口。《三国志·魏书十四·程昱传》:“太祖征荆州,刘备奔吴。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第428页)[3]此则证明刘备渡江到了江南,可破陈寿“备走夏口”说。
综观寿志中有关赤壁之战的记载,时间明确人物明确但是地点不明确,导致事件细节描写尚不明了。记叙文的六要素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如果把寿志有关赤壁之战的描写看作一篇记叙文的话,对照“要写环境和发生事情的地点”的要求则有待商榷。如赤壁与乌林之间的距离问题单看《周瑜传》根本无法得知,甚至赤壁究竟位于江南还是江北都无从知晓。因赤壁位置未交代清楚飘忽不定,导致相应的结果就是战争细节(事件经过)交代不清令人疑惑,在逻辑上存在漏洞与矛盾。其原因在于直到西晋陈寿时期,蒲圻并无赤壁地名,同样的武昌赤壁(今江夏赤矶山)亦非存在。
蒲圻无赤壁,如前文所说。《水经》卷下中明确记载有乌林(今洪湖)、子练口等等地名今犹在,但是江南岸并没有今天所谓的蒲圻赤壁与武昌赤壁(今江夏赤矶山)。就是说在2000年前的古籍记载中,从监利到武汉的这一段江面,见不到蒲圻、嘉鱼有赤壁的任何文字记载,也不见有江南的武昌赤壁(今江夏赤矶山),证明此三赤壁当时并不存在。既然早期史料中并未载有蒲圻赤壁、嘉鱼赤壁与武昌赤壁,则可以肯定赤壁古战场并非在这段江面。《水经》中并无蒲圻有赤壁的任何记载,就算赤壁之战后318年的《水经注》中亦无记载,所以说蒲圻哪里来的赤壁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么?蒲圻无赤壁,一开始就已经证明赤壁之战跟蒲圻无关,赤壁古战场地望并非这里,所以为什么寿志中并没有赤壁地名的准确定位,现在答案昭然若揭。
1、《三国志》中无“赤壁之役”“乌林之役”说法
寿志中未见有“赤壁之役”“乌林之役”的提法,但是可见有“赤壁”与“乌林”字样。魏蜀吴三国国主,加上周瑜、黄盖、鲁肃等赤壁之战的重要人物,寿志中大部分都是写的赤壁少见乌林。“赤壁”字眼出现五次,而“乌林”仅出现两次,数量对比为5:2,说明陈寿内心其实也是认定赤壁战场,赤壁之战也即火烧赤壁而非火烧乌林吧,如《三国志·吴书十·黄盖传》:“盖姿貌严毅,善于养众,每所征讨,士卒皆争为先。建安中,随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三国志》卷五十五〈黄盖传〉,第1285页)[3]
《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献帝春秋曰:曹操虽有无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议者见操失利于赤壁,谓其力屈,无复远志也。”(《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裴松之注引,第880页)[3]《献帝春秋》记载战争发生于赤壁而非乌林,赤壁之战正是发生在东汉末年献帝时期。算上裴松之注引,赤壁:乌林出现频率是7:2,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
表2-1 赤壁与乌林数量对比

2、“赤壁之役”的记载
《三国志·吴书九·周瑜传》:“江表传曰: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第1262页)[3]《江表传》中明确提及“赤壁之役”,从前文对其细节描写的分析,“时东南风急”(《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1263页)[3]的天气特征与樊口——黄州赤壁北南走向的江面相符,完全匹配,且《江表传》中并无乌林地名的任何记载,证明黄州赤壁即《江表传》所载赤壁之役大战地。这一句是曹操赤壁之战后自我爱好的话,事实是东吴利用天时(大风天气)火烧曹操舰船,曹操却说是自己烧船。《三国志·吴书十·黄盖传》:“吴书曰:赤壁之役,盖为流矢所中,时寒堕水,为吴军人所得,不知其盖也,置厕(通侧)床中。”(《三国志》卷五十五〈黄盖传〉裴松之注引《吴书》,第1285页)[3]《吴书》中同样明确记载有“赤壁之役”。黄盖作为东吴将领是周瑜的先锋官,赤壁之役中火攻计谋的成功运用离不开黄盖的智慧与正确指挥。因此黄盖传记中有“赤壁之役”的记载意义重大,《吴书》记载为“赤壁之役”再正常不过。东吴的《吴书》中提到的也是赤壁之役,跟《江表传》提法一样,二者都是记载东吴的史书。
3、唯一的疑惑
寿志描写的是两场战争,即赤壁之战与火烧乌林,这与其它五部古史所载明显不同,而实际上只有一场“赤壁之役”即火烧赤壁,因此“乌林之役”并不存在。后世南北朝后史书所载“乌林之役”不过是尊寿志为正史,参照《三国志》所载火烧乌林罢了。但是《鲁肃传》引注中却见《吴书》中记载有一处“乌林之役”。《三国志·吴书九·鲁肃传》:“吴书曰: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自就羽。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自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第1272页)[3]《黄盖传》中引注的《吴书》记载有“赤壁之役”,这里《鲁肃传》引注《吴书》中却又出现“乌林之役”,初步判断可能仅此一处,孤证不立,或是后人伪托。以笔者个人看法,《吴书》记载东吴历史,东吴方面不太可能重墨记录关羽事迹。这些文字感觉出自蜀方较为可信,或是后世支持蜀国景仰关羽之人才有这样的写法,东吴反为蜀方关羽立传几无可能。以五部古史证明黄州赤壁对支持蒲圻赤壁的一部寿志正史,寿志孤证不立。同样的原则用在这里也合适——仅《吴书》一处记载“乌林之役”同样孤证不立,再者当然以《吴书》中东吴先锋官<黄盖传>中记载的“赤壁之役”较<鲁肃传>中借关羽之口所说的“乌林之役”为重。
真实的历史只有赤壁之役也即“时东南风急”(《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1263页)[3]火烧赤壁,赤壁必在江北。而蒲圻赤壁位于江南,火不能烧,虽寿志“时风盛猛”不敢点明风向,但结合其火烧乌林的记载仍可判断为“时东南风急”,还是刮的东南风。蒲圻江面起东南风只可烧向江北乌林,而不可能自己烧自己。寿志所谓火烧乌林似是虚构不得已为之,不过是陈寿由于无法回避“时东南风急”而圆的一个谎,这从诸多战争细节描写中可以看出端倪。
《英雄记》《江表传》《华阳国志》等等都只记载有一场赤壁之战,并未发生第二场战争,如前所述。
写到最后即将搁笔竟然发现曹植“南极赤岸”(《曹子建集》卷九,第123页)[4]意味深长暗藏玄机。如前文已述,赤岸即赤壁,赤壁即赤岸,或当时南北方对丹霞地貌称谓不同,则“南极赤岸”等同南极赤壁。曹操从中原率兵南下,最远到达一个叫赤壁的地方,字面意思容易理解,暗含到达黄州赤壁比蒲圻赤壁要远四百里水里的深意,正与“极”(尽头,最远处)字相符,但是不为我们所注意的盲区是:曹植当年记载的为何是“南极赤壁”而非“南极乌林”耶?
《三国志·魏书二十五·辛毗传》:“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帝竟伐吴,至江而还。”(《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第697页)[3]《三国志·魏书十三·王朗传子名肃》:“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附子王肃传〉,第414页)[3]即使仅仅依据寿志本身的记载,亦可证明曹操一生从未踏足江南,则其子曹植此所谓“南极赤岸(赤壁)”的亲口证言还有人敢说赤壁在江南么?“南极赤岸(赤壁)”足以证明赤壁在江北,则与军谋祭酒王粲《英雄记》中“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的记载如出一辙,证明赤壁必在江北。曹操父子及王粲都亲自到过黄州赤壁,当然知道赤壁在何处。
我们依据西晋陈寿《三国志》中的相关记载,可见其描写的其实是火烧乌林,且陈寿将乌林作为主战场,而对于赤壁之战仅是一笔略过无足轻重。既然如此,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洪湖)乌林与赤壁同在北岸,且乌林才是主战场,那么曹植《求自试表》记载的不应该是“南极乌林”么?为何却是“南极赤岸(赤壁)”, 这是什么缘故?道理上讲不通,因此我们有理由对寿志所云火烧乌林且将乌林作为主战场的记载表示质疑。“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求自试表》中曹植将自己随父亲四处征战的重大战役及其重要地点按方位罗列,并将“赤岸”放在首位,一者足见其在自己心目中地位,二者曹植明确记载有赤壁之战(“南极赤岸”),却未见乌林之役。由曹植“南极赤岸(赤壁)”的记载,足见赤岸(赤壁)的重要性,绝非乌林所能替代。莫非唯有一场“赤壁之役”,而乌林之役并不存在耶?
1、“时东南风急”
有关“赤壁之役”决定性因素即大风的描写,《江表传》的记载是“时,东南风急”,交待了风向与力度。当时(即战争当天)风从东南来吹向西北去,而且非常迅猛风力达5-6级。团风至樊口江段呈北南走向,江南的樊口在上风头,江北岸的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的黄州赤壁在下风头,所以从风向风力及地理位置上完全吻合,无有疑惑。寿志所载赤壁之战过于疏略且疑惑颇多,“时风盛猛”并非赤壁之战时的天气,而是起码三天以后火烧乌林时,这可是很大的差别,时间地点都不对。就寿志所载火烧乌林的经过来看,今洪湖乌林位于江北,所以其“时风盛猛”虽未交待风向,但我们根据火烧乌林的结果来看仍可推断出彼时亦为东南风,这样则跟《江表传》所载风向并无二致。只不过是《江表传》可以火烧江北黄州赤壁,换作蒲圻这里只能火烧江北乌林而不能火烧江南蒲圻赤壁——东吴不可能自己放火烧自己。这是很明显的矛盾,陈寿不会不明白。
完全可以说,没有当时的“东南风急”就不可能有历史上经典的以少胜多的“赤壁之役”。由“时东南风急”(《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1263页)[3]这一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反过来确定当年赤壁大战地的长江走向,无疑是反向思惟的智慧运用正确而有效。“时东南风急”结合樊口——黄州赤壁之间的地形地貌及长江(北→南)走向完全相符,这就证明了黄州赤壁作为赤壁古战场的极大可能。反之,“时东南风急”(同上)结合蒲圻——乌林之间的地形地貌及长江(西南→东北)走向就对不上。
2、“去北军两里余”
《江表传》记载黄盖带兵“中江举帆”,此时已达江心,举帆是为了加快船速向曹操水寨移动以使火攻计谋得逞。“去北军两里余”说明就算从江心算起离曹操船舰或者说水寨也有二里多,再加上后续“往船如箭”的必要冲刺距离,所以这样算起来彼时从江南樊口至江北黄州赤壁最少在六里水路以上,这是最起码的距离,然后才能接近曹军水寨。经卫星实景地图测量,即使在长江水面变窄的今天樊口与黄州赤壁之间的江面宽度也有八九里,所以说这里的地形地貌是相符的。但是蒲圻——乌林之间江面宽度才二三里多,宽度明显不够。
3、“操军船舰首尾相接”
依据寿志所载黄盖献言:“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显示曹军“船舰首尾相接”的排列结构,以此合理推测曹军水寨布置结构与长度要素等起码在二三十里长。我们看洪湖乌林江段呈西南——东北走向,曹操从上游西南方向(江陵)顺江而来,常理推之,“引次江北(乌林)”当然水寨方向是往西南荆州上游方向延伸排列,毕竟一两千条战船最少也要占一二十多里路,需要一定的战略空间才能容纳。所以火烧乌林时其实只能烧到西北方向岸上曹军营寨,而停泊于西南方向的曹军水寨损失较小,主力尚存,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关键原因就是“时(东南)风盛猛”可与西北方向的曹军(乌林)岸上营寨相匹配,而与西南江面的曹操水军营寨不匹配,此处长江走向与风向刚好呈垂直角度,也因此无法见到类似《江表传》中“烧尽北船”的结果。但是如果把战场环境换成樊口——黄州赤壁江面上,则一切顺理成章迎刃而解——因为团风至黄州江段不同于长江主体的东西走向,而竟然是南北走向,所以无论曹军水寨舰船还是岸上营寨甚至黄州赤壁都在东吴军的火攻方向与范围。“时东南风急”与团风——黄州江段南北走向形成了完美的匹配,再对照蒲圻、乌林江段西南——东北走向,哪里才是赤壁古战场从地理环境上看一目了然,真假自明。
4、“烧尽北船”
其实寿志描写火烧乌林的最大漏洞在于从燃烧逻辑上讲并不成立,因此火攻计谋并不能成功实施。如前文所述,对比《江表传》完整的战争经过描写:①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灌以鱼膏→②时东南风急,中江举帆→③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④火烈风猛,往船如箭,烧尽北船→⑤延及岸边营柴。单从火攻计谋上分析,摘录其燃烧次第为:①“轻利舰十舫”“发火”→②“烧尽北船”(曹军水寨)→ ③“延及岸边营柴”(可推导出→④火烧赤壁)。因为寿志火烧乌林的记载中缺乏②“烧尽北船”(曹军水寨)必要的过渡环节,不可或缺的链接断了,则①与③前后无法连贯,逻辑上无法成立。如“烧尽北船”在火烧乌林中未见记载,则说明曹操水军主力尚存未受重创,(甚至“岸上营落”都未受波及,)那么曹操当然没有理由退兵。而这样战争经过(细节)致命漏洞产生的逻辑与原因,正由于乌林这里长江江段西南——东北走向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与“东南风急”并不匹配的缘故,即风向与江段走向无法耦合。
所以如果我们经过深入研究仔细推敲之后,虽然寿志百般不想解释赤壁究竟位于何处,甚至连江南江北都不作说明,(如此则后人更是无法确定,)但是当“引次江北(乌林)”一旦确定下来,那么战争的经过便已确定,细节描写就会通过白纸黑字摆上桌面,后人就能据此推断其先后次第、逻辑对错。对照蒲圻——乌林战场的疑问重重漏洞百出,一旦放在樊口——黄州赤壁江面则顺理成章一通百通,完全相符天衣无缝。所以两部古史经过多个细节与逻辑次第的分析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江表传》描写的黄州赤壁之战才真实可信,而且只有一场“赤壁之役”,《江表传》中从未提及还有另一场乌林之役,就是说历史上乌林之役并不存在,那么赤壁古战场地望当然就是黄州赤壁,这是最终结论也是定论。(注:西晋陈寿作《三国志》时,仅有西汉《水经》邾县赤鼻山,或东汉时已改称赤壁山。)
考证赤壁古战场归属地的问题,只参考陈寿《三国志》而不考察其它同时期甚至更早古籍如《水经》《英雄记》《江表传》等,这样的做法是否公允?赤壁之战地点问题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蒲圻说、黄州说、江夏说等不同观点。《三国志》作为正史虽具有权威性,但陈寿是晋朝人,距离赤壁之战已经有一段时间,可能存在信息误差或遗漏等问题。赤壁之战在《三国志》里记载不够详细,比如具体地理位置描述不明确导致有不同解读,因此需要考虑其它史料的价值比如《水经》、《江表传》等,这些史料可能提供更多细节或不同角度。如果只依赖单一来源,可能会有偏见或遗漏关键信息,影响结论客观公正性。再者历史考证通常强调多重证据法,结合文献、考古、地理、地质等多方面资料。仅凭《三国志》可能无法全面还原史实,尤其是地理位置这种需要具体描述的内容,比如《水经》可能详细描述河流走向及两岸山川有助于确定赤壁位置。
在考证赤壁之战归属地问题时,仅以陈寿《三国志》为唯一依据而不参考其他古籍的做法,存在以下值得商榷之处:
1、史料互补性的缺失
《三国志》作为正史虽具权威性,但其「简略如流水账簿」(裴松之语)的叙事特点导致地理信息模糊。赤壁地理仅有「与曹公战于赤壁」「遇于赤壁」等碎片记载,缺乏方位坐标。若忽略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及「时,东南风急」等历史记载,将难以还原战前态势。
2、时空错位的局限性
寿志成书时距赤壁之战已逾八十年,其地理认知受制于晋代行政区划。相较之下,成书于西汉晚期的《水经》对江汉水系的记载更贴近历史现场,如“江水又左迳赤鼻山南”等关键地标为赤壁定位提供了原始水文框架。
3、证据链的断裂风险
赤壁定位需满足「曹军自江陵东下」「时东南风急」「赤壁火攻」等空间逻辑。《三国志》未载关键地标赤壁方位,而《英雄记》「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及《水经》相关记载恰可补此缺环,单一史料无法构建完整地理证据体系。
4、方法论的非科学性
清代考据学家钱大昕强调「孤证不立」原则([清]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37页)[28],现代史学更要求「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29]。仅凭《三国志》「曹公败于赤壁」的结论性记载,既无法进行战场纵深分析(需《英雄记》载水军规模),亦难考证水文变迁(需《水经》《水经注》载长江河道演变)。
5、学术伦理的失衡
自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始,历代学者皆以《三国志》为基干,佐以《汉水记》《武昌志》等方志互证。若刻意回避裴松之注引的十三种赤壁相关史料,实则是以「选择性使用文献」([美]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30]构建预设结论,有违史源批判(Quellenkritik)的基本准则。
(注:Quellenkritik(源学考证)是历史研究中对文献资料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方法,主要用于验证文献的真实性、可靠性及历史背景。核心定义:指通过系统梳理文献来源、考证史料真实性,并评估其历史价值的研究方法。涉及对文献的编撰背景、流传过程及内容可靠性的全面考察。 应用场景:常用于历史学、民族学等领域,例如:鉴别文献中的传闻与事实,纠正文献中的错误或偏见,确定史料的时间和地域背景。)
结论:赤壁地望考证应遵循陈垣「竭泽而渔」(《通鉴胡注表微》第十五章“史料篇”,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03页)[31]的史料观,在《三国志》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有关古籍记载的政区沿革、军事地理记载以及地方文献等史料,方能构建完整的空间坐标体系。单一史源的考证方式,既不符合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式,也难以回应赤壁五说或七说的学术争议。
《荆州记》的作者是盛弘之,南朝(宋)文学家、史学家,生卒年不可考。此书南北朝齐、梁、西魏间著述中颇见注称,唐、宋地理典籍中尤多征引。然该书亡佚既久,盛弘之生平行状亦不可考。唯《隋书·经籍志》云:“《荆州记》三卷,宋临川王侍郎盛弘之撰”([唐] 魏徵《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84页) [32]。清曹元忠据《宋书·州郡志》比照《荆州记》,认定成书时间当在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年) 左右,大致不误。
成书年代:当在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 年 ) 左右
距离赤壁之战年代:229年(437-208=229年)
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十五:
但考《文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注》引盛弘之《荆州记》,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则赤壁当在嘉鱼县东北与江夏接界处。([清]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0页)[15]
基于盛弘之《荆州记》“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及“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的描述,则有两种解读,现分述如下: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时尚无蒲圻地名,吴黄武二年(223年)设蒲圻县,历史上今蒲圻与嘉鱼同属古蒲圻县。东汉蒲圻故城在今嘉鱼县陆溪镇附近,西晋至东晋初期蒲圻县治移治鲍口(今嘉鱼县白云山),东晋至南朝齐迁治竞江口(今嘉鱼县鱼岳镇)。所以历史上古蒲圻县治虽多次变迁,但始终在今嘉鱼县境。按汉晋古制一里约相当于今415米左右,一百六十里约合今132.8里。(60里即今49.8里,100里即83里。)对这段话的解读,首先确定“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乌林在上游在西,蒲圻县治在下游在东,再看“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赤壁长100汉里,则可推导乌林长60汉里。乌林已知即今洪湖乌林,乌林长六十汉里(换算成今49.8里)竟然刚好到蒲圻县治处江岸(见图中蓝色箭头长度),大体上对得上,但是这样的记载与理解是否合乎常理?再从县治处江岸向东一百汉里(换算成今83里)到达今嘉鱼县簰洲湾镇花口村,即古河道截直处(见图中红色箭头长度)。
注:有关簰洲湾处古长江河道走向,复旦大学张修桂教授认为:
南朝时期的长洋港属正弦式汊道,……不涉及主流河床长度问题。隋唐时期,云梦泽瓦解,长江河势发生重大变化,长洋港汊道发展成长江主泓道,并从正弦式河型逐渐演变成为弯曲河型——簰洲大湾。原主泓道则淤塞消亡。(张修桂《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第99页)[1]

图2-19 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红色箭头)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对盛弘之相关记载分析与对比:1、西汉《水经》中邾县赤鼻山只是一座山一个点且位于江北,而蒲圻赤壁是一条线且长度竟然达到了83里;2、蒲圻赤壁位于南岸而王粲《英雄记》明确指出赤壁在北岸,二者记载相矛盾; 3、很显然蒲圻沿江南岸83里长赤壁如今并不存在。别说如此长的赭赤色崖壁并不存在,甚至连一座小山都见不到,岂知盛弘之所言并非虚妄?4、“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于)此乘大舰上”(杨守敬《水经注疏》引盛弘之《荆州记》,第2890页)[15],“此”当然指赤壁,而“破魏武兵于乌林”将主战场设定在乌林。将盛弘之这段描写对照陈寿《三国志》:“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相比较,可以看到二者对于赤壁之战描写都过于简略聊胜于无,且皆将火烧乌林作为主战场。《荆州记》仅视赤壁为码头或出发点,而乌林才是主战场,与寿志的思想风格保持一致,体现了南北朝时期对寿志正史地位的尊重与因循。
但是南朝盛弘之有关“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的论断,竟然在此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踪影全无?这就不能不令人费解了。《水经注》成书比《荆州记》晚89年,还不到100年时间,山川地貌不可能改变那么大,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盛弘之所记为虚,事实上直到今天嘉鱼县(属古蒲圻)无赤壁。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赤壁得名于赭赤色崖壁,地质构造上属于丹霞地貌,形成时间需要百万年乃至上亿年,蒲圻县南岸不可能有一百(汉)里长赤壁。(按:南宋赵彦卫(约公元1195年前后在世)在《云麓漫钞》赤壁考证中,引用唐朝李吉甫(758年~814年)的文字后,明确指出:“唐蒲圻临江,今析为嘉鱼,故说者据之而指今石头口为地。然石头口初未尝以赤壁名。而《嘉鱼县图经》亦云:‘此地无赤壁’。”([宋]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1页)[33])赤壁大战229年后,当南朝盛弘之著《荆州记》时,赤壁已经由一座山一个点变成了一条线,断言“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实在让人不敢相信。所以历史发展到南北朝时,人们对赤壁之战的看法与解读已然不同,分歧自然也就出现了。西汉存世时间210年,东汉也不过195年,二百多年时间会发生很多事情,战后229年盛弘之记载失误不足为奇。
(按:盛弘之妄称“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此种描述不切实际。蒲圻县为幕阜山脉与江汉平原接壤的丘陵地带,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倾斜,境内山地、丘陵、平原、湖泊依次排列,北临长江。长江出三峡两岸多为冲积平原即所谓长江中下游平原,就连海拔几十米高的小山都难以见到,且此段江面北临古云梦泽,谈何“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这样的描述当然令人起疑。)
西汉桑钦《水经》中无有蒲圻赤壁的任何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亦无蒲圻赤壁的任何记载。赤壁之战229年后南朝宋盛弘之说:“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于)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相距)一百六十里。”([清]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6页)[15]第一种解读是将赤壁本身长度作一百(汉)里,如果我们将赤壁作为一座山一个点,则解读如下:从乌林至赤壁山其东西相距一百六十(汉)里,此地在今嘉鱼县簰洲湾镇花口村,也即后人所谓嘉鱼县东北有赤壁,如杨守敬《水经注疏》所云:“则赤壁当在嘉鱼县东北与江夏接界处”。“(于)此乘大舰上”,“此”指赤壁(山)。但是这个赤壁所在(今簰洲湾镇花口村)离江夏赤壁(今赤矶山)只有30里左右(见图2-21),二者可谓相当接近,郦道元《水经注》载江夏赤壁山或是参照盛弘之此说而来。但是今天这一带根本没有什么赤壁地名,甚至连小山都没有。历史上流传的一个说法,认为嘉鱼县东北有一个赤壁,现在才明白其实就是指这一带,是依据盛弘之《荆州记》的第二种解读。但是对盛弘之《荆州记》有关记载的两种不同解读,都表达了乌林才是主战场而赤壁却非的观点,原则上与陈寿《三国志》的相关思想保持一致。这第二种解读想必89年之后成书的郦道元《水经注》也是理解的,因此他定义江夏(今武昌)赤矶山作为东汉末年赤壁地望,离盛弘之定义的赤壁仅仅30里,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显而易见。
如此说来长江湖北段共有四处赤壁,即所谓蒲圻赤壁、嘉鱼赤壁、江夏赤壁和黄州赤壁。黄州赤壁出西汉桑钦《水经》,江夏赤壁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北朝盛弘之《荆州记》所谓赤壁两种解读都在今嘉鱼县境,其所谓蒲圻赤壁实为今嘉鱼县赤壁,而乌林对岸今蒲圻赤壁则关联于西晋陈寿《三国志》。
郦道元(约470年~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南北朝时期北魏官员、地理学家、文学家。博览群书,一生足迹遍及北方广大地区,但是从未到过南方,中国当时处于南北分裂状态。《水经注》就是注《水经》,即给西汉桑钦《水经》作注释,成书于北魏孝昌二年(526)前。《水经注》除引用盛弘之《荆州记》,还大量引用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庾仲雍《江纪》。
成书年代:郦道元逝于527年,成书下限526年
距离赤壁之战年代:318年(526-208=318年)
《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篇>:
江水又左径白螺山南,右历鸭兰矶北,江中山也。东得鸭兰、治浦二口,夏浦也。江水左径上乌林南,村居地名也。又东径乌黎口,江浦也,即中乌林矣。又东径下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江水又东,左得子练口。北通练浦,又东合练口,江浦也。南直练洲,练名所以生也。江之右岸得蒲矶口,即陆口也。……陆水又径蒲矶山,北入大江,谓之刀环口。又东径蒲矶山北,北对蒲圻洲,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头,即蒲圻县治也,晋太康元年置。([后魏]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本,第5册第122-124页)[7]
如同《水经》一样,我们还是从白螺山(今监利白螺镇滨江)看起。“江水左径上乌林南,村居地名也。”如前文所述,乌桕树也称乌树,乌林即乌桕树林。但是看郦道元这里的记载,乌林是村居地名,并不同于503年前西汉桑钦在《水经》中所言“乌林”者。《水经》记述简略,全文仅一万多字,因为是水系专著,所以多记录山川地貌,因为水系必然涉及到郡县地界,所以地名中也常见县治郡治,但是论及村庄地名应该并无记载。由此可见500多年后郦道元《水经注》中误认乌林是“村居地名”,并且由一个变成三个,不仅数量对不上,还由树林名称变成村庄名称,这个跨度与变易不是一般大。

图2-20 蒲矶山即今嘉鱼县界石山(非蒲圻赤壁)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赤壁大战318年后已经出现有上、中、下三个乌林,而桑钦《水经》中只记载有一处乌林,数量上多出两个令人疑惑。看地图,陆水、刀环口今天还在,蒲矶山即今天的界石山,都在嘉鱼县境。如果从监利白螺山看起,顺江而下,到陆口的时候已经过了今天的所谓蒲圻赤壁古战场,但是赤壁山或赤壁地名都没有,《水经注》中并未记载蒲圻有所谓的赤壁。郦道元是北人,一生并未到过南方,看他描写三峡可以知道参考并引用了盛弘之的记载,“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明显也是接受了盛弘之的观点,认为乌林才是主战场而非赤壁,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看法。但是跟盛弘之又有所不同,郦道元认为赤壁在今天武昌的江夏赤矶山,而没有接受盛弘之“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的说法。

图2-21 江夏赤矶山离蒲圻赤壁(第二种解读,一个点)30里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江水又东右得聂口,江浦也。左对聂洲,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江水东径大军山南,山东有山屯,夏浦,江水左迤也。江中有石浮出,谓之节度石。右则涂水注之,水出江州武昌郡武昌县金山,西北流径汝南侨郡故城南。”([后魏]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本,第5册第126页)[7]
“江水左径百人山南,”江水从左边经过百人山的南边,百人山即汉阳(今汉南)纱帽山,位于长江北岸。“右径赤壁山北”,从右边经过赤壁山北面,说明赤壁山在江南,这与今天的位置都对得上。这里也点明了赤壁山是一座山,跟黄州赤鼻山一样,而不是盛弘之所说的“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第一种解读)。但是我们看桑钦的《水经》中并无江夏有赤壁的文字记录,只记载有邾县赤鼻山(今黄州赤壁山)。时间上毕竟过去了500多年,产生新的赤壁地名是可能的,除了西汉桑钦邾县赤鼻山,彼时已经出现有西晋陈寿蒲圻赤壁、南朝盛弘之嘉鱼赤壁等赤壁地名。
由以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得到三条关键信息:1、乌林在江北,并且有三个;2、赤壁在江南,跟乌林分处长江两岸,且水路相距140余里;3、乌林才是主战场,(“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而赤壁竟然只是诈降处?(“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依据郦道元的说法,他这是设定了两个战场,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可以认为是两段式战争:第一段在江夏赤壁山诈降于魏武大军,第二段在下乌林 “黄盖败魏武于乌林”。这说明了什么呢?第一说明郦道元好不容易在乌林下游找到了一个名叫赤壁的地方,且离盛弘之赤壁不远;第二将主战场设定于乌林,明显是迎合盛弘之的记载,两处赤壁皆位于南岸也应该是出于同样的需要。一位毕生从未踏足南方的人要写南方水系,除了参考他人的著述之外,别无他法。从这层意义上讲,郦道元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去推翻盛弘之的结论,因为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本与底气。

图2-22 子练口(红圈处)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从子练口到今天的洪湖乌林镇不到20里,就算不计入此20里,从武昌赤矶山到子练口的距离是140多里,并且簰洲湾河段处已经截直。一百四十多里的水路,并且是逆水行舟,得走多长时间?这两段式的赤壁之战设计,河道距离太长,中间间隔的时间未免太久,对照前面《江表传》的相关记载出入很大。赤壁之战两三百年后南北朝盛弘之、郦道元的记述尚且如此不堪,再往后的所谓史料价值几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知道南朝盛弘之著《荆州记》,其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描写遵循西晋正史陈寿《三国志》的观点以江北(洪湖)乌林为主战场,北魏郦道元作为北人一生未踏足南方,所以其《水经注》参考《荆州记》也正常不过,其赤壁地望虽与盛弘之不同,但同样认定乌林才是主战场,都与寿志相关记载保持一致。
所以对于历史古籍的追寻到这里就该结束了。《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写的,1085年成书,距离赤壁大战已经过去了877年,所以我们看到书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描写,几乎上就是转述《三国志》《江表传》《山阳公载记》等。而《后汉记》《后汉书》等等史书有关赤壁之战的文字也多是一笔带过,且都遵循正史陈寿《三国志》的思想观点,因此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有用的信息。
西汉桑钦《水经》、东汉王粲《英雄记》、三国曹植《求自试表》、西晋虞溥《江表传》、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等五部古史互相印证形成闭环构成完整证据链,共同指向并证明黄州赤壁才是东汉末年赤壁古战场。蒲圻赤壁并不存在,“乌林之役”孤证不立,黄州赤壁才是赤壁地望,此为终极结论。东晋及以前六部早期古籍中竟有五部共同指向黄州赤壁,仅陈寿《三国志》间接证明蒲圻赤壁,数量对比为5:1。考证赤壁战场的时间逻辑尝试列举如下:
1、100万年前形成邾县赤鼻山(今黄州赤壁山),因其赭赤色丹霞地貌特征而得名,中国第一部水系专著西汉桑钦《水经》中记载有邾县赤鼻山且唯一;
2、东汉末年(208年)在赤壁发生了著名的赤壁之战,曹操军谋祭酒王粲《英雄记》中载“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点明赤壁在江北而非江南,黄州赤壁江北唯一;记载曹军沿汉水下越过夏口来到了大江(长江)之上,“住浦口”。此则一是否定了陈寿《三国志》中“备走夏口”说,二是郦道元《水经注》载“浦口”位于今新洲涨渡湖附近,这能与《英雄记》所载“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互相印证;
3、三国(魏)曹植《求自试表》所云“南极赤岸”即南极赤壁,因曹操一生未踏足江南,则“南极赤岸”可理解为“南极(江北)赤岸(赤壁)”,一者可证明赤壁在江北,此则与《英雄记》“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合;二者“赤岸”丹霞地貌特征唯黄州赤壁,证明“南极赤岸”即是南极黄州赤壁;
4、西晋虞溥在《江表传》中说:“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证明刘备逃到樊口,江南樊口对岸即江北黄州赤壁,此则与《英雄记》中“住浦口”“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的地理位置完全吻合;另《江表传》还载有战争当天“时,东南风急”天气特征,与团风——黄州——樊口江段北南走向完全匹配,这才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并奠定三国鼎立局面;
5、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载刘备关羽及赵云甘夫人“相及济江”(《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第529页)[5](注:相继渡过长江),“先主之败东走也,径徃鄂(注:径直前往鄂县),无土地”(《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第530页),都证明刘备等人是去了鄂县樊口(今鄂州樊口)而非寿志所云“夏口”,则与《江表传》“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相合。
至此五部古史所载历史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黄州赤壁即真正东汉末年赤壁古战场无疑。
1、蒲圻古无赤壁。赤壁之战前185年西汉《水经》中无蒲圻有赤壁的任何文字记载,赤壁之战后318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亦无蒲圻赤壁的任何记载,此则足以证明蒲圻本无赤壁,更遑论东汉时期以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蒲圻赤壁地名命令一场著名战争的任何可能;
2、今蒲圻江边所谓赤壁经中山大学黄进教授考证并非丹霞地貌(《我对中国丹霞地貌的考察(1999~2002)》,第202页)[22],也就是非赭赤色崖壁的伪赤壁;
3、蒲圻所谓赤壁在江南,与《英雄记》《求自试表》等所载赤壁位于江北相矛盾,蒲圻、乌林江段西南——东北走向与《江表传》“时东南风急”不匹配,可知此处并非火烧赤壁所在;曹操沿汉水下,来到了大江上,“住浦口”。浦口离黄州赤壁较近且作为黄州赤壁古战场战略空间的组成部分,而蒲圻附近无浦口,地理空间上无法匹配;再则曹操沿汉水而下来到了大江上,只可能顺流而下去往黄州赤壁方向,无有可能逆流而上返回蒲圻,个中道理不言自明。
蒲圻赤壁说有太多硬伤与五部古史所载相矛盾,无法匹配不能自圆其说,因此可知是伪赤壁并非赤壁地望。
考证有关赤壁之战的古籍记载,若以东晋时期为截止时间,则早期可供证明黄州赤壁地望者有五,可证蒲圻赤壁者仅一,且还需要运用反推法间接证明,数量上支持黄州赤壁者占绝对优势。以5:1的数量对比来说,5为互相印证形成闭环,而1为孤证,孤证不立。“孤证不立”是一个重要的逻辑原则和证据法则,仅凭一个(孤立)的证据不足以确立一个事实或结论的可靠性。
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时间拉长,延伸到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盛弘之《荆州记》中开始出现蒲圻(实嘉鱼)赤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虽参考《荆州记》,二者所载乌林一样,但郦道元的赤壁却在今江夏赤矶山。再将二者的描写与陈寿《三国志》比照,可以看出盛、郦二人明显是基于寿志乌林主战场的设定,因此其记载要么“破魏武兵于乌林”(《荆州记》),要么“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水经注》)。而赤壁存在的作用与意义呢?“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于)此乘大舰上”(《荆州记》)、“江水”“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水经注》),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皆非主战场。与陈寿《三国志》“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而其后的火烧乌林才是主战场的设定保持一致。同样的,我们翻阅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有些几乎照抄寿志,其它史料记载虽然简略,但同样是把乌林作为主战场。此则清楚地揭示了后世史家对寿志作为前四史权威地位的尊重与继承,足见受寿志影响之深,这都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单就考证赤壁地望这件事来说,后世史书不过是寿志相关记载的翻版,只看寿志一本足矣,而五本古史不同于寿志的记载其价值与意义则远非东晋以后史书可比也。
有关兵棋推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500年前,那时中国人就开始使用石块和木棍等在地面上对弈的方法演示阵法、研究战争。有了前面对各历史时期不同史料有关赤壁之战记载的详细解读与深入探讨的基础,把需要厘清的各种疑难困惑弄清楚明白以后,我们的兵棋推演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分析对比各古籍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曹操比东吴动身早得多;2、时值冬季,湖北多刮西北风,曹操从江陵顺水顺风扬帆而下,测定行军速度50汉里/天,而东吴则是逆水行舟,行军速度为25-30汉里/天,肯定没有曹军路程走得远;3、曹操是乘胜追击,士气大涨,准备挥师伐吴,个中并无曲折,而东吴方面,《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江表传载: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得书以示羣臣,莫不向震失色。”(《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裴松之注引,第1118页)[3]是战是降,东吴君臣需要商议,需要时间;4、“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又孔明已俱来,不过三两日到也。」”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个中情况复杂曲折,蜀吴来去沟通及商议都要花费不少时间。结合双方来看,东吴动身大概要比曹操晚一周甚至更多时间,这个说法应该还算公允。

图3-1 魏蜀吴三方行军路线图(黄州战场)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曹军从江陵(荆州)出发进军路线
黄色箭头:部分曹军从襄阳沿汉水而下进军路线
蓝色箭头:东吴进军路线
绿色箭头:曹军败退路线
经本人卫星实景地图测算长江相关河道的长度,从江陵(荆州)到蒲圻赤壁(或洪湖乌林)刚好600里,到黄州赤壁1000里,九江鄱阳湖湖口到鄂州樊口360里。从空间(位移)上讲, 如果赤壁之战发生在黄州,则曹军从江陵(荆州)出发走长江水路有1000里的路程,东吴军从柴桑(九江)出发到达樊口要走360里,1000里-360里=640里。以当时的战争情况分析,气势上曹军大胜士气高昂,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时间上曹军动身早,要比东吴军早出发一周甚至更久时间;从长江水流方向来看,曹军从江陵(荆州)到黄州是顺水顺风而下,而东吴军从柴桑(九江)到鄂县樊口是逆流顶风而上,二者速度也不可相提并论。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曹操行军1000里,东吴行军360里,1000:360,曹操多行军640里还算合情合理。
有问:曹操顺江而下速度50汉里/天,东吴军逆流而上速度25汉里/天。如果曹操从江陵(今荆州)早七天出发,与东吴军大概相遇于何处?(注:1汉里约等于415.8米,与今华里略有出入,为方便计算忽略二者差异。)已知从江陵到柴桑全程水道1360里,减去曹操先出发7天350里等于1010里,然后曹操继续顺江而下,东吴则逆水而上,相遇时间为1010÷(50+25)≐13.5(天)。即是说,东吴晚出发7天时间,13.5天所行水路为337.5里已接近樊口,再验证曹操方,13.5天顺水行舟所走水路675里,加上先出发7天所走水路350里,20.5天所走水路合计1025里,而荆州到黄州水路正好1000里,黄州赤壁至樊口江面宽度近10里,因此两军相遇于樊口——黄州赤壁一带比较合理,理论上与数学测算相符。
战争概况:曹军一部从江陵(出发),水陆齐下经巴丘(今岳阳城陵矶)、夏口(今武汉)抵达浦口(今新洲涨渡湖附近)——团风一线;一部经襄阳“从汉水来下大江”,“住浦口。未即渡” (([汉末] 王粲《英雄记》,[清] 黄奭辑《汉学堂知足斋丛书》本,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389页)[10])。即,立刻、马上,“未即渡”是说曹军没有马上渡江,而是安营扎寨作战争准备与休整。

图3-2 曹军与孙刘联军遭遇示意图(浦口-黄州赤壁-樊口江段)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曹军从江陵(荆州)出发进军路线
蓝色箭头:东吴进军路线
那么曹操驻军浦口(今新洲涨渡湖一带)意欲何为?也就是军事目的是什么?——“曹操欲从(黄州)赤壁渡江南”(《英雄记》),江北黄州赤壁对岸是江南鄂州樊口,渡江南即是到鄂县樊口,原因何在?“江表传曰: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原来是想攻打逃到樊口的刘备。
曹军号称八十万,但实际数量25万弱,水陆并进,即便15万人马乘船也需要一两千条船,如依《英雄记》所载从汉水下尚有许多竹簰,所以需要一定的战略空间容纳。从今新洲涨渡湖近长江一带到团风再到黄州赤壁,沿古长江水路有六十多里,即使从大埠口算起也有四五十里,所以这样的长江水域或者说战略空间与曹操二十五万大军及船舰规模都可匹配,从战略纵深上讲也没有问题。反观蒲圻——乌林江段太过局促,并不具有这样的战略纵深与空间容纳能力,且还存在与“时东南风急”天气状况不相匹配等一系统问题。

图3-3 黄州赤壁主战场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曹军从江陵(荆州)出发进军路线
蓝色箭头:东吴进军路线
黑色箭头:时东南风(当时起迅猛的东南风)
不考虑古代长江河道更宽水域更广的历史事实,就算今天黄州赤壁到对岸鄂州樊水入江口直线距离4.1公里,在八里多的长江江面上,双方水军(先锋)排兵布阵是容纳得下的。且樊口孙刘联军在江南,赤壁曹军舰船在江北,与“时,东南风急”(当时东南风迅猛)火烧赤壁的战场设定完全没问题。据《江表传》所载战争经过:“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着前,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我们看地图,方位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所以东南方向是在地图右下角,也正是东吴军从柴桑(九江)来黄州的方向。(见图3-1)所谓“东南风”是从地图右下角黄石、鄂州的方向,吹向地图左上角团风、新洲方向,也即西北方向,从黄州赤壁一直到团风方向的江面全都处于鄂州(樊口)的下风头。
推演:起东南风,黄盖带兵诈降从樊口望黄州赤壁方向顺风而来,到江中心升起船帆加快速度并大喊“投降的来了!”迷惑曹军,离曹营水寨两里多的时候上风头一起点火,火借风势烧毁下风头曹军江面舰船,还延及岸边营寨。“急”是急速、迅猛的意思,说明当时风很大,经测算风力5-6级,局部7级风力以上,结果不但“烧尽北船”,而且还“延及岸边营柴”。那么赤壁被烧了没有?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也一并烧了。由是观之,千百年来所说的“火烧赤壁”竟然是真的,当时真的把赤壁烧了,并非火光映红赤壁等等牵强附会的说法。(再说赤壁本赭赤色崖壁,并不需要火光映红。)黄州赤壁在江北,在对岸江南樊口上游八里多地,跟王粲《英雄记》所载“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完全相符。

图3-4 从黄州汽渡方向远眺鄂州西山及樊口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当我们今天回头重新审视黄州赤壁古战场的时候,天时与地利的匹配可谓完美。曹操江陵千里奔袭赶到黄州属于主动攻击方,而孙刘联军其实是在鄂县樊口一带以逸待牢是为防御方,在大战当天巧妙地利用了冬季少见的天时(“时,东南风急”),设计火烧曹军,这才以少胜多取得胜利。大凡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大型战役,必定有其过人之处,从中一定可以见到军事智慧的闪光点,如火攻、水攻、毒攻、象阵、滚木礌石、山地狭谷扎口袋等等。在黄州赤壁之战火烧曹军舰船的战争中,我们见到的就是巧妙借用天时发动火攻,火攻计谋的成功运用体现的正是东吴对长江水道地形地貌及天气特征的熟知与军事智慧。有关战争中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阐述,历史上的兵书中多有记载,也有很多著名的战争案例可资证明。黄州赤壁古战场可以真实还原当年赤壁大战火烧赤壁的场景,战场细节描写完美吻合,无可挑剔。

图3-5 魏蜀吴三方行军路线图(蒲圻战场)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曹军从江陵(荆州)出发进军路线
黄色箭头:部分曹军从襄阳沿汉水而下进军路线
蓝色箭头:东吴进军路线
绿色箭头:曹军败退路线
如前所述,就算蒲圻实无赤壁这一历史事实暂置不论,现在我们只推演战争过程,看看能否自圆其说。长江河道从江陵(荆州)到蒲圻赤壁(或洪湖乌林)刚好600里,到黄州赤壁1000里,九江鄱阳湖湖口到鄂州樊口360里。假如赤壁之战发生在(洪湖)乌林,则曹操从江陵(荆州)行军到乌林(洪湖)才600里,而东吴行军到樊口360里,还要再加上黄州到蒲圻赤壁400里,一共要走水路760里。600:760,东吴军晚出发且逆流而上竟然比曹军还多走了160里,这可能吗?当然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时间上东吴军晚出发很多天,长江水路逆水行舟艰难,兵力对比上1:5实力悬殊处于心理弱势,仅仅从这三条看,东吴军都不可能比曹军走得快走更远,这毫无道理没有可能。我们再从地图上看,蒲圻赤壁差不多位于武汉到岳阳的中间位置,考虑到曹军有一支是从襄阳沿汉水而下,“从汉水来下大江”(([汉末] 王粲《英雄记》,[清] 黄奭辑《汉学堂知足斋丛书》本,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389页)[10]),孙刘联军深入江汉则后路已断,恰好被曹操东西两个方向的来军包了饺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实际上曹操才是主动进攻方,而孙刘联军处于弱势为防御方,孤军深入乃兵家之大忌,以周瑜的军事指挥才能不可能冒险深入敌军腹地,因此这样的战场设定不太可能,道理上说不过去。
有问:曹操顺江而下速度50汉里/天,东吴军逆流而上速度25汉里/天,如果曹操从江陵(今荆州)早七天出发到达蒲圻时,请问东吴军大概行军至何处?推理:已知曹操早7天出发,则行程为50×7=350里,到蒲圻600还剩余600-350=250里,则还需要250÷50=5天时间。5天时间东吴行军路程为25×5=125里,经测算长江水道,九江上游90里为武穴,166里到蕲州,所以东吴军5天的行军时间连蕲州都未到,怎么可能到得了760里外的蒲圻呢?假如曹操在蒲圻等待孙刘联军,则需要等待多少天才能两军相遇?东吴军再前进到蒲圻剩余路程760-125=635里,所需时间为635÷25=25.4天。也即是说,曹操到达蒲圻之后,要在25天后才能等来孙刘联军。那么请问在这25天时间里,曹操在蒲圻干什么呢?(就算30汉里/天也需要21天多。)所以这样的战争在时间设定上非常奇怪不合常理。结论:曹操顺水行舟到达蒲圻600里只需12天,而东吴及蜀方逆流而上则需要30天,因为曹操早7天出发,所以实际要在蒲圻等待25天才能两军相遇,这样的结果当然不合常理令人费解。
西汉桑钦《水经》中记载有邾县赤鼻山(今黄州赤壁山),但是未见蒲圻这里有任何赤壁的文字记载,说明东汉末年蒲圻此地不存在赤壁,则可证明赤壁之战并非发生在这里,仅此一条一开始就可把蒲圻(后来才出现的)所谓的赤壁排除了。(不过却记载了对岸有乌林(今洪湖市),说明西汉时期今黄州赤壁山与洪湖乌林早就已经有了,而且都在江北。)赤壁之战八十余年后,西晋陈寿作《三国志》时,彼时仅有黄州赤壁山,其它赤壁尚未出现。所以陈寿所云“遇于赤壁”只可能是邾县赤鼻山(有可能东汉时已称赤壁山),仅此一处赤壁别无他处。但黄州赤壁位于夏口(武汉)下游并非上游,《江表传》“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才是真实的历史记载,而“备走夏口”说为谬。今蒲圻赤壁实是西晋陈寿所说,但是地点飘忽无法确定,需要江北乌林反推蒲圻乌林所在,属于间接证明。赤壁之战后229年,盛弘之在《荆州记》中说:“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清]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6页)[15]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蒲圻有赤壁的记载,但盛弘之所云蒲圻赤壁实今嘉鱼赤壁而非今蒲圻赤壁。赤壁大战318年后,(南北朝)北魏之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是为著名的《水经注》,其风头名声甚至大大超过了桑钦的《水经》。但是在《荆州记》成书89年之后的《水经注》中,竟然见不到陈寿所云乌林对岸蒲圻赤壁,亦不见盛弘之所说蒲圻县(实今嘉鱼县)沿江一百里南岸赤壁,岂非怪哉?从今监利白螺山江段一直到武汉,郦道元《水经注》中只记载有武昌赤壁(今江夏赤矶山),并没有蒲圻赤壁、嘉鱼赤壁。就是说无论赤壁之战前的《水经》还是战后的《水经注》,都不曾记载有蒲圻赤壁、嘉鱼赤壁,证明此段江面不存在赤壁地名,难怪陈寿《三国志》中有关赤壁的地理位置飘忽不定无法定位。
《孙子兵法·谋攻篇》载:“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孙子兵法校注》,第52页)[34]以孙刘联军当时1:5的劣势,一对一凭什么能够打败曹操大军?这是不可能的事。黄州赤壁之所以成立,孙刘联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取得胜利,全在当天“时东南风急”(《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1263页)[3]的天时与团风——黄州赤壁——樊口江段长江北南流向的地利正好匹配,天时地利人和占尽,火攻计谋得以成功实施,这才有历史上经典的以弱胜强的赤壁之战。就是说东南风需匹配大致南北走向的河流才可能产生如《江表传》中所记载的战争结果,如“中江举帆”,“火烈风猛,往船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等等。但是如果换在蒲圻,由于天时尚需地形地貌配合,这里的江段呈西南——东北流向竟然与风向垂直,所以“时东南风急”放在蒲圻赤壁——乌林这里就不适用了,无法匹配,“烧尽北船”的结果不可能看到。

图3-6 蒲圻战场局部放大图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曹军从江陵(荆州)出发进军路线
蓝色箭头:东吴进军路线
黑色箭头:“时东南风急”方向(急,急速;迅猛。)
依据《江表传》赤壁之战记载:“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着前,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1263页)[3]。请参照上图,江南蒲圻赤壁与江北乌林之间江面宽度只有两里多,“中江(江心)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的战争实况描写于这里江面宽度明显不够,此其一;其二,因这里的江段呈西南——东北走向,曹军舰船停泊常理推之应依江岸相连往上游洪湖方向而去,长度大约在二三十里可达江湖市区,这样导致的战争结果如《三国志》所载“悉延烧岸上营落”,岸上乌林的营落被烧毁了,但是如我们前文所说,寿志中并没有《江表传》中“烧尽北船”的类似记载,现在我们对照这张地图,就知道为何寿志中缺乏类似的文字。因为如果赤壁之战真的发生在蒲圻——乌林江段,西南——东北走向的江段与“时东南风急”因互相垂直而根本无法耦合,那么延伸于上游洪湖方向的曹操舰船怎么会出现“烧尽北船”的结果呢?所以想必当初陈寿作《三国志》时,实际上心中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才省略诸如《江表传》中的“烧尽北船”类似记载,还有如我们前文所说寿志记载含糊的“时风盛猛”未(不敢)交待风向也似是有意隐瞒。即便当时(东南)风“盛猛”,但因与此段长江走向垂直而不匹配,所以并不会产生“烧尽北船”的结果,那么“悉延烧(岸上营落)”实际上也是无从谈起的。寿志中有关赤壁之战描写的疑问,至此真相大白于天下。
盛弘之虽将赤壁设定在今嘉鱼县沿江,但主战场仍在乌林,因此跟寿志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描写存在同样的问题,无法成立。

图3-7 岳阳——武汉段长江走向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长江流向
将左下角的岳阳与右上角的武汉连线,岳阳在上游,武汉在下游,所以这段江面水流大体上是从西南方向的岳阳流向东北方向的武汉。

图3-8 乌林及蒲圻赤壁战场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曹军进军路线及战略纵深
蓝色箭头:东吴进军路线
黑色箭头:“时东南风”风向
《三国志·吴书九·周瑜传》:“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乆。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由“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可知曹操船舰首尾以铁链相连,其延伸方向依江岸则往上游今洪湖市区方向而去,其战略纵深正好与风向(“时东南风急”)垂直。所以当东吴方发动火攻的时候,东南风的下风头乌林岸上营落有可能烧毁的,但与其垂直方向的延伸于洪湖市区方向的曹军船舰却可以幸免于难,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让人不敢相信。所以当我们将古籍记载中描写战争的相关文字展现在地图上的时候,可能无法想象的某些情节就能清晰展现在眼前,于我们判断是非对错提供了直观明了的证据,这就是文字图形化的威力。
结论:今江南蒲圻赤壁与江北洪湖乌林之间战略空间不足,而此处江面宽度仅2里多,从战略纵深上讲太过局促,以曹操25万大军与孙刘联军5万人马而言空间容纳能力显然远远不够。就此地战略纵深而言,是从乌林往今洪湖市区方向延伸二三十里,其依托此段江面西南——东北的走向恰与“时东南风”风向相垂直,导致曹军舰船可以因此避免被烧毁,从而还能保存有足够强大的战斗力,此与《江表传》中“烧尽北船”的历史记载相矛盾,证明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并非发生在这里。

图3-9 魏蜀吴三方行军路线图(江夏战场)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曹军从江陵(荆州)出发进军路线
黄色箭头:部分曹军从襄阳沿汉水而下进军路线
蓝色箭头:东吴进军路线
绿色箭头:曹军败退路线
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出现有上乌林、中乌林与下乌林,可能是为了配合盛弘之《荆州记》中乌林长六十里的说法,对比西汉《水经》中仅一处(洪湖)乌林无论数量上还是地名含义上可能都有所变化。“又东径下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注:此)处也。江水又东,左得子练口。”([后魏]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本,第5册第122-124页)[7]郦道元认为东吴黄盖败曹操于下乌林,且下乌林靠近子练口,而两军偶遇地点却在今江夏赤矶山,“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后魏]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本,第5册第126页)[7]
曹军从江陵(荆州)到武昌赤矶山走长江水路有760里,东吴军从柴桑(九江)到武昌赤矶山是600公里,东吴逆流而上且晚出发7天左右,二者所走路程竟然差不多,从时间上当然也是对不上的,只是没有蒲圻赤壁那么离谱罢了。曹操早出发7天,所行路程为50x7=350里,还剩余760-350=410里,需要走410÷50=8.2天。东吴逆流而上,8.2天所走水路为25x8.2=205里,看地图柴桑(九江)上游205里连浠水散花洲还未到,又怎么可能到得了江夏赤矶山?跟蒲圻赤壁同样的问题,是赤矶山已经过了夏口(汉阳),所以孙刘联军也同样属于孤军深入,这个已经是明显的问题。

图3-10 武昌赤矶山遭遇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曹军进军路线
蓝色箭头:东吴进军路线
现在我们开始推演战争经过。《水经注》:“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后魏]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本,第5册第126页)[7]百人山即今江北汉阳(汉南)的纱帽山,与江南的武昌赤矶山隔江相望。假设由下方来的曹军(红色箭头所示)与上方来的孙刘联军(蓝色箭头)在赤壁山(今武昌赤矶山)附近江面相遇,会发生什么?“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诈是诈了,但是有无发生战斗则未见于记载。下面继续。

图3-11 曹军调头逃跑及孙刘联军追击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曹军进军路线
绿色箭头:曹军败退路线
蓝色箭头:东吴进军路线
这张图有说不出的诡异,当年这段江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红色箭头表示曹操进军路线,为什么“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后曹军调头便跑?(红色箭头变绿色箭头!)意思是说周瑜与黄盖“诈”一下就把曹军吓退回去了?曹操击败刘备新得荆州士气高涨乘胜追击,并且有5:1的兵力优势,未曾想在江夏赤壁山遭遇孙刘联军之后,竟然被周瑜、黄盖诈回去了,如此离谱的事哪个敢信?古人说全信书不如无书,历史记载如此神乎其神都成神话,敢说这是正史?

图3-12 两军进军及在武昌赤矶山遭遇后行军路线图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曹军从江陵(荆州)出发进军路线
蓝色箭头:东吴进军路线
绿色箭头:曹军败退路线
按郦道元记载江夏赤壁山只是“诈魏武大军”处,但是并无战争。曹军被诈后往回逃跑,孙刘联军在后面追击,从江夏一直追到洪湖下乌林一带才开打,都追了140多里水路,而且还是逆水行舟,估计要追五六天时间,(140÷25=5.6天)所以郦道元所设计的这场战争真的有些匪夷所思。

图3-13 孙刘联军终于在下乌林追上曹军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蓝色箭头:东吴进军路线
绿色箭头:曹军败退路线
黑色箭头:“时东南风急”方向(急,急速、迅猛)
(洪湖)乌林村对面即所谓蒲圻赤壁,两地相距不到4公里,根本达不到容纳双方近三十万人马船舰的战略空间。并且因为此处江面仅2里多太过狭窄,而稍下游一点的子练口到对岸竟然有6里多,如果那时没有江中的沙洲,这样的战场设定当然要比盛弘之高明太多了,看起来也更合理一些。没想到郦道元定义三个乌林,且将战场设定在靠近子练口的下乌林,竟然是这样的心思吗?
武昌赤矶山也位于南岸,且跟蒲圻赤壁一样同处于岳阳——武汉走向江段,因此要论的话二者从性质上讲差不多。因为赤矶山对面并无乌林,因此主战场只能设定在洪湖乌林。到了乌林这里的时候,郦道元设计的战场图可谓跟盛弘之的非常相似,可以说大同小异。(地图右上角左边的环形水道入口即是子练口。)有说下乌林其故址即今洪湖市东北之乌林村,至于是不是其实不重要,知道下乌林离子练口很近即可,所以郦道元设计的战场大体上还是盛弘之那一块。只不过盛弘之的战场是遭遇战,双方于这里偶遇,而郦道元所设计的战争是追击战,从江夏赤壁山开始追击追了140多里,最后追到下乌林终于追上并双方开打。所以到了这里的时候,有关前面盛弘之设定战场的种种不符合同样在郦道元这里也是不符合的,就是“时东南风急”与长江西南——东北走向无法匹配的事实。为了节省笔墨,因此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
综合郦道元的整个战争设计,无不透露出诡异与不可思议。无人知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战争经过又是如何进行的。对于一个从未涉足南方的人来说,长江水战设计成这样恐怕他自己都不相信。郦道元逝于公元527年,距今近1500年。他可能未曾料到:都快1500年了竟然还有人较真想尝试还原当年他所设计的战争路线与经过,着实令人尴尬。
一切古籍中的文字记载经后人解读最后都需要回到现实生活中还原现场,将史料上抽象的文字记载图形化还原成鲜活的战争演示,辨明是否与我们所认定的赤壁地望相符合,这应该就是现代兵棋推演的价值、意义与魅力所在。虽然长江古今河道有所变化,但看《水经》《水经注》中湖北段长江两岸的山川地貌名称,大体上还是可以确认的。
本章先从已知条件曹操先出发一周左右并且是顺水行舟的行军条件,而东吴后出发且孙刘联军逆流而上的客观事实,设定顺水行军大约50汉里/天,逆水25汉里/天或稍快,则推断两军合适的相遇地点在今黄州赤壁一带而非蒲圻赤壁或江夏赤矶山。从当时的战争形势上讲,曹操是主动进攻方而孙刘联军属于被动防御方,曹操长江与汉水两路大军顺流而下,孙刘联军如果突破夏口(今武汉)深入江汉腹地都属于军事冒险,存在瓮中捉鳖关门打狗的风险,在军事常识上不能成立。最后从战略纵深以及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时东南风急”对比三处赤壁地形地貌来看,南北走向的江段最符合当时的天气特征,才能与《江表传》中战争细节描写相符,而无论蒲圻、嘉鱼还是江夏三处赤壁都将主战场设定在洪湖乌林,因此地所处江段呈西南——东北走向,与“东南风”风向垂直,因此“烧尽北船”无法成立,曹军舰船主力得以幸免,这样的结果证明此三处赤壁皆非赤壁古战场。如果起东北风则可以“烧尽北船”,但江北乌林营寨却又因处上风头而无法烧毁,此为两难命题。
西汉《水经》中仅记载有一处邾县赤鼻山,则东汉末年发生的赤壁之战地必在黄州赤壁而非别处,将五部古史效验于此无不相符,则证明结论成立。赤壁之战八十余年后寿志所云蒲圻赤壁在《水经》《水经注》中全无记载,今蒲圻江边所谓“赤壁”刻字始于唐宋时期,其地质构造经中山大学黄进教授鉴定并非丹霞地貌(《我对中国丹霞地貌的考察(1999~2002)》,第202页)[22],二百多年后出现盛弘之蒲圻(实今嘉鱼县)赤壁,三百多年后出现郦道元江夏赤壁,经兵棋推演都不相符,则知此三处赤壁为假,从地质构造上也可知此三赤壁非丹霞地貌伪赤壁。
发生于18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历史记载多有谬误甚至互相冲突,往往会令人茫然失措无所适从,因此仔细甄别去伪存真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对于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还需要我们再次予以澄清。
地质学揭示湖北江汉平原并不具有形成丹霞地貌特征的地质构造。由叶学齐、刘盛佳等主编的《湖北省地理》<环境结构和资源分布>一章中讲到湖北省“地貌类型及其分布”,其中有关“红层地貌”的介绍:
所谓红层地貌是指中生代白垩纪一早第三纪在拗陷或断陷盆地中所堆积的一套陆相为主的红色岩系所构成的一种地貌类型。由于当时气候一直比较暖热,所以有利于红层的堆积和红层地貌的发育。
湖北省境内红层盆地分布相当广泛。实际上,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拗陷的红层盆地。因其中部被第四系沉积物所覆盖,所以只在平原边缘才有零散的红层出露,构成江汉平原外围的低缓丘陵地貌。如宜昌、荆门、钟祥、黄陂、新洲、黄冈、蕲春等地都有大面积红层出露。(《湖北省地理》,第36页)[35]
这两段文字是《湖北省地理》一书中有关丹霞地貌形成及可能分布范围的描述。“江汉平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拗陷的红层盆地,因为中部被第四系沉淀物所覆盖”,这段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江汉平原也就是古云梦大泽地区有出现丹霞地貌的可能,具有否定的作用与意义。首先否定江汉平原有丹霞地貌出现的可能这即是破,因为地质结构上属“内陆拗陷的红层盆地”,但是“中部被第四系沉积物所覆盖”——被沉积物覆盖则无法出露。江汉平原向东延伸至武汉一带,可知蒲圻、嘉鱼与武汉江夏都不太可能出现具有丹霞地貌特征的赤壁。“所以只在平原边缘才有零散的红层出露,构成江汉平原外围的低缓丘陵地貌”,“平原边缘”、“零散的红层出露”、“江汉平原外围”、“低缓丘陵地貌”这些是关键词与重要特征,并点明具体存在范围“如宜昌、荆门、钟祥、黄陂、新洲、黄冈、蕲春等地都有大面积红层出露”,这段话指明了哪些地方才会出现丹霞地貌,这便是立。有破有立,先破后立。这跟我之前认为江汉平原一带因地层凹陷而不太可能出现丹霞地貌特征的观点一致,现在终于从地质构造上专业领域找到佐证。

图4-1 蒲圻、嘉鱼、江夏无丹霞地貌(即地质上无“赤”壁)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从上游洪湖到下游武汉此段长江流域正处于江汉平原地区,属于“巨大的内陆拗陷的红层盆地” 区域,但“因其中部被第四系沉积物所覆盖”所以不太可能会出现丹霞地貌,所以无论蒲圻赤壁、嘉鱼赤壁还是江夏赤矶山都不会是丹霞地貌,这是由江汉平原的地质构造决定的。“宜昌、荆门、钟祥、黄陂、新洲、黄冈、蕲春等地都有大面积红层出露”,这条连线处于江汉平原边缘,构成江汉平原外围的低缓丘陵地貌,有零散的红层出露。我把这些地名依次连线得到下图:

图4-2 丹霞地貌可出现于江汉平原外缘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图中红线即是丹霞地貌可能出现的地方,这是《湖北省地理》一书中的观点与结论,是基于湖北地质构造的论断。将文字表达的抽象内容图片化,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出来能达到直观明了的视觉效果,使人一看就清楚明了。
鄂东黄冈属于大别山地区,大别山余脉向沿江延伸,地底下也属于山体,所以有丹霞地貌是可以理解的。红层地貌在地壳运动作用下拱起抬升形成小山,然后被长江水流侵蚀切削从而形成黄州赤壁山西面赭赤色崖壁(见图2-3)。黄陂新洲至黄冈蕲春一线之所以会出现丹霞地貌,属于处于江汉平原边缘的低缓丘陵地貌。任何事物的出现都非偶然,必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与理由。图中深绿色部分是大别山山体,红色箭头所示为大别山向长江方向延伸,从山地到丘陵再到沿江平原地带三级过渡。

图4-3 大别山余脉向黄州江边延伸(绿色为山体)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黄进教授判定黄州赤壁为丹霞地貌,而蒲圻赤壁不是,(《我对中国丹霞地貌的考察(1999~2002)》,第202页)[22]这是从两个赤壁点的角度进行区别判断,而《湖北省地理》这段文字可谓对整个湖北的丹霞地貌可能出现的地方作了系统性的阐述,属于总结性结论性的概括,性质与意义并不一样。但是这两个角度都可以证明黄州赤壁的丹霞地貌特牲,相当于加了双保险从而不可撼动。我认为从地质构造上证明黄州赤壁为东汉末年赤壁古战场更具说服力,因为这是从“赤壁”命名的原始定义去加以鉴别与区分,有《湖北省地理》的概括与黄进教授的判定这两个方面的证明完全足够,已经成了铁案。
其实这两个角度还可以证明西汉桑钦《水经》中为何只见邾县(今黄州)一处赤鼻山,而不见其它地方有赤壁记载的说法——因为实际上长江流域湖北段只有黄州一处真正意义上的“赤”壁,因丹霞地貌而得名的赭红色崖壁仅仅只此一处罢了。(以赤鼻矶命名则为赤鼻山,以赭赤崖壁命名则为赤壁山。)什么蒲圻赤壁、嘉鱼赤壁、江夏赤壁等等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赤壁,当然三地早先亦无赤壁之名,因此自然就不会为西汉古籍所记录,道理上便是如此。依据桑钦记载我们可以否定这三处赤壁,蒲圻赤壁的出现始于西晋陈寿,赤壁之战已经过去了八十余年,而嘉鱼县赤壁始于南北朝盛弘之,江夏赤壁见于北魏郦道元,但这已经是赤壁之战后两三百年的事了,可信度较低。
为何西汉桑钦《水经》<江水篇>中仅记载有一处邾县赤鼻山,而别的地方未见于文字?这个问题其实是真假赤壁的试金石。首先要明白不是所有的崖壁都能称为赤壁,黄州赤壁山体岩石颜色赭赤,如果从地质构造上讲属于丹霞地貌。(丹霞地貌可表述为“以陡崖坡为特征的红层地貌”。)正因为黄州赤壁山属于丹霞地貌,所以岩体呈现赭赤色。“丹霞”即“色如渥丹,灿若明霞”。想必当初黄州赤壁得名的由来正由于其丹霞地貌特征,也是对黄州赤壁显眼外观最真实无虚的刻画。
赤,《说文解字》:“南方色也。从大从火。凡赤之属皆从赤。烾,古文从炎、土。昌石切。”(《说文解字注》第二十篇下赤部,第492页)[19]南方色,从大从火,火即红色,所以赤壁意谓红色的崖壁。有人说“黄州赤壁典型的丹霞地貌,最新科技测试已有108.74万年的历史,是两汉时期享誉寰宇的著名山川。”黄州赤壁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是名副其实的赤色崖壁。丹霞风光中最引人注目的,最为雄伟的景观是由红色、紫红色砂岩等岩石组成的,陡峭高耸像一堵墙似的石墙,这就是丹崖赤壁。丹霞地貌是一种以陆相红色砂砾岩为主的地貌类型,其特征包括陡峭的崖壁和沟壑。所谓赤壁简单讲就是红色的崖壁,反映的正是丹霞地貌特征,形成时间可以从数百万年到数亿年不等。

图4-4 蜀南竹海丹霞
(资料来源:网络)
我国“丹霞地貌全面系统研究第一人”“当代徐霞客”中山大学黄进教授,对中国已发现并登记的逾千处丹霞地貌中的1005处作了实地考察鉴定。1999年10月,黄进先生亲临两处考察后,指出黄冈东坡赤壁是丹霞地貌,而蒲圻赤壁不是丹霞地貌,因为该处是由灰白色或淡白黄色的侏罗纪砂岩组成。(《我对中国丹霞地貌的考察(1999~2002)》,第202页)[22]


图4-5 黄进教授对黄州赤壁丹霞地貌的认定(摘录)
(资料来源:网络)
黄进教授对黄州赤壁的评价:“到该市东坡赤壁考察,该处是一处小规模的丹霞地貌。”[22](丹霞地貌唯黄州赤壁,其余赤壁皆不是。)

图4-6 黄州赤壁丹霞地貌(红层出露)
(资料来源:网络)
黄进教授对蒲圻赤壁的评价:“赴赤壁镇考察蒲圻赤壁,发现该陡崖相对高度不足20m,由灰白色或淡白黄色的侏罗纪砂岩所成,故蒲圻赤壁不是丹霞地貌。”(《我对中国丹霞地貌的考察(1999~2002)》,第202页)[22](蒲圻赤壁实际上属于长江中游平原局部地区分布的由古老基岩构成的零星残丘,甚至可能形成于数亿年前,这些岩石抗风化能力较强。江夏赤矶山同样如此。)

图4-7 蒲圻赤壁“由灰白色或淡白黄色的侏罗纪砂岩所成”
(资料来源:网络)

图4-8 黄进教授证实“故蒲圻赤壁不是丹霞地貌”
(资料来源:网络)

图4-9 武汉江夏“赤矶山三国古战场遗址”照
(资料来源:网络)
结论:黄州、蒲圻、江夏等三处赤壁一经对比,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所谓赤壁最初之本义,一个“赤”字揭示的其实正是丹霞地貌的特征,而非其它。丹霞地貌特征的形成时间从数百万年到数亿年不等,因此绝非东汉末年赤壁之战之后就可以轻易形成的。也正因为形成丹霞地貌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这一困难原因,从而给黄州赤壁验明正身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保障。这一漫长而不可逆的地质过程,成为黄州赤壁真实性的最有力科学依据,使其在众多争议地点中脱颖而出。其它所谓“赤壁”因缺乏相应的地质证据,其说法自然难以成立。
真赤壁与后世附会的赤壁肯定有本质上的区别,竟然是因为丹霞地貌这一最具鲜明个性的但又最容易被人们所熟视无睹的特征。以为随什么崖壁皆可称为赤壁,真的是我们误会“赤壁”地名得名原因太久了。有了对丹霞地貌特征的基本理解认识,我们再去解读曹植所谓的“赤岸”就水到渠成心开意解。
赤壁之战前“赤壁”地名必定存在,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则是——西汉《水经》中“江水又左迳赤鼻山南”(卷下,第80页)[8]的文字记载只能是经而不可能是注。西汉桑钦《水经》中,邾城(今黄州)赤鼻山地名唯一,同样的,(今洪湖)乌林地名也是唯一,这样就直接排除了其它任何赤壁之战后(或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的赤壁与乌林地名,减少了探寻历史真相不必要的干扰与麻烦。
东汉末年(公元208年)爆发赤壁之战,战后9年成书的东汉王粲《英雄记》中便已出现“周瑜镇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的明确记载。一者说明东汉之时已有“赤壁”地名,二者指明方位在江北。因东汉彼时仅有邾县赤鼻山(今黄州赤壁山)一处而且还出现在战前,并且位置刚好也在江北,所以王粲所载江北赤壁必是邾县赤鼻山(或东汉时已称赤壁山),不存在任何疑问。如前文所述,黄州赤壁丹霞地貌唯一,因此三国曹植《求自试表》“南极赤岸(赤壁)”(《曹子建集》卷九,第123页)[4]当然也只能是邾县赤壁。西晋虞溥《江表传》载刘备“进住鄂县之樊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宋] 裴松之注引,第879页)[3],樊口对岸即江北黄州赤壁,此则间接证明黄州赤壁,且西晋时仍只有黄州赤壁一处。至于西晋陈寿在《三国志》所说“遇于赤壁”,且认为赤壁在夏口之上,此说存疑。因西晋之时仍唯有邾县一处赤壁,并无二处,那么陈寿所云赤壁究竟位于何处?寿志“赤壁”飘忽不定无法定位令人不解,由江北乌林反推出来的所谓“蒲圻赤壁”终归模棱两可,孤掌难鸣孤证不立。蒲圻无赤壁,无论战前185年西汉《水经》,还是战后318年北魏《水经注》,都未见记载有蒲圻赤壁,则陈寿的相关记载难逃被质疑的命运。

图4-10 红色方框中顶格文字为经文,下缩一格字是郦注
(资料来源:《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五】一三六页)
西汉桑钦《水经》因历史久远原书散佚,但其内容散见于郦道元《水经注》等后世著作。民国时期《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依据的是明朝最重要的朱谋㙔版本,其顶格字为经,缩进一字是注,格式区分清楚经注分明。(见上图)
如前文所述,东汉《英雄记》与三国《求自试表》中都证明了邾县赤壁,因彼时仅有黄州赤壁一处,别无其它赤壁,当无疑惑。假如说“江水又左迳赤鼻山南”(卷下,第80页)[8]并非西汉《水经》经文而是北魏郦注,则东晋以前古籍中竟然找不到任何“赤壁”出处?这当然不可能,逻辑上无法成立,毕竟东汉末年发生的“赤壁之役”是以“赤壁”地名命名,说明彼时赤壁地名必定存在。寿志赤壁地名飘忽无法确定,虽可推断在夏口之上且离乌林不远,但因其记载与《英雄记》《江表传》等四部古史相矛盾,因此存疑。
邾县赤鼻山因为是注而非经文,则说明其得名不会早于北魏,问题是这样的结果是否正确呢?东汉及三国时仅有邾县赤鼻山一处,现在却认为是北魏《水经注》中才始出现,则赤壁之战时竟然连赤壁地名都没有?这样荒谬的结果自然是错误的,不可能出现。
所以可以知道“江水又左迳赤鼻山南”(卷下,第80页)[8]必然是经,就是说邾县赤壁在西汉时就已存在,并非北魏方始出现,那么东汉、三国史料中所记载的赤壁自然就只能是指赤鼻山,后音讹为赤壁山,那么一切疑问都可迎刃而解,各种解释合情合理。王国维的校批显然是正确的,他参照了足够多的版本,并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王氏准确地区分了“经”与“注”,他的《水经注校》被评价为“郦学史上的名本”。
北半球自西向东流向的河流,因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而向右偏转,从而使右岸受到的冲击力较大,形成侵蚀岸,导致南岸岸陡水深;而左岸因为受到的冲击力较小,水流速度较缓,导致泥沙堆积,形成堆积岸,则北岸日久形成平原。就是说比较平直的河段,北半球河流用右手判断,手掌心朝上,四指指向水流方向,大拇指所指的河岸就是侵蚀河岸,即右岸侵蚀,左岸堆积。如果河流弯曲明显,那么凹岸侵蚀,凸岸堆积。黄州赤壁位于长江北岸(左岸),又是凸岸,因此容易泥沙堆积,形成沙地平原。宋朝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江水还从赤壁之下流过,(“断崖壁立,江水深碧。”)而今天的赤鼻矶到江边的垂直距离都超过了两里多。黄州城河段(大堤外)西面及西南面已经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冲积平原,即今黄州森林公园。就算从黄冈长江大桥那里算起,南北长度也有十多公里,东西宽度最宽处(江边到江堤)一公里。(见下图)

图4-11 现今黄州赤壁离长江1.2公里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据历史记载曹操是水陆俱下,有步骑兵及水军,军力对比上相较孙刘联军约为5:1。经赤壁一役被东吴设计火攻损失部分人马及大部分舰船,加之疾疫困扰丧失战斗力,因此曹操无心再战只好率残部原路返回江陵(今荆州)。
如前文所述,曹操水陆25万大军弱,如果在火烧赤壁中损失20%人马,则损失5万,还剩余20万;如果在火烧赤壁中损失30%人马,则损失7.5万,还剩余17.5万;如果在火烧赤壁中损失40%人马,则损失10万,还剩余15万;如果在火烧赤壁中损失50%人马,则损失12.5万,还剩余12.5万。常理度之,损失百分之二三十(即先锋部队)是可能的,到了百分之四十就相当恐怖,估计不太可能,损失一半更不可能了。就算曹操损失40%人马计10万,还有15万,15:5=3:1,3人打1人,曹操还是占优。所以火烧赤壁之后,曹操并不慌张,而是率领残部原路返回,剩余的人马及船只都带回江陵(荆州)去了,孙刘联军又能奈何。所以当年曹操失利恐怕不仅仅是赤壁之战被东吴火攻,而“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或许才是重要原因。曹军因病失去战斗力,并且在黄州赤壁被东吴火攻烧毁大量赖以伐吴战船 ,曹操无奈只好退回荆州。
正因为曹军来时“水陆俱下”,那么回去的时候当然也是水陆俱返——曹军残余战舰要走水路回去,步骑兵同样也要回去,所以实际上曹操是原路返回荆州。假如曹操北上逃回许都,岂不是要丢下水军船舰于不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并非历史真相。再说曹操初得襄阳、荆州,就算赤壁之战失败也要回去交待清楚安顿好了才能安心回北方吧,这是人之常情。曹操伐吴失利,损失了部分兵力,然后原路返回荆州,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从荆州来,回荆州去,并没有直接逃回许都一说。
《三国志·周瑜传》:“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3]这里明确说明了曹操是先回到江陵(荆州),然后从江陵城北归的,这一点在兵棋推演中也很重要。《三国志·吴主传》:“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第1118页)[3]曹操从荆州借道襄阳北还。《资治通鉴·巻六十五》:“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资治通鉴》卷六十五,第2087页)[36]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曹操在火烧赤壁败退之后,从水、陆两路撤退,最后经华容道而回江陵(荆州),交待完后事之后,再借道襄阳回到中原。
我们先摘录相关古籍记载,然后次第分析战争过程。
山阳公载记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第31页)[3]
这段文字是南朝裴松之的注释,引用晋代乐资《山阳公载记》。重点词句:“公船舰为备所烧”,说明当年确实是有火烧战船之事;“引军从华容道步归”,华容道是通向华容县城的道路,华容县城再往西就到了江陵(今荆州)。这就是说曹操是从荆州出发,战败后还是回到了荆州,并不是直接逃回北方了事。“骑乃得过”,说明当时还有骑兵的。“江表传曰: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北军大坏,曹公退走。”(《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裴松之注引,第1263页)[3] “至战日”,到了(爆发)战争的那一天;“北军大坏”,曹军大败;“曹公退走”,曹操退回江陵(荆州)。由此观之,此即是赤壁之役的完整经过。
王粲《英雄记》:“须臾烧数千簲。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走。”“曹公赤壁之败,至云梦大泽,遇大雾,迷道。”([汉末] 王粲《英雄记》,[清] 黄奭辑《汉学堂知足斋丛书》本,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389页)[10]依据《英雄记》所载,曹操在赤壁战败,败退到云梦大泽,(因)遇上大雾,(导致)迷失道路。同样只记载有一场赤壁之战,战败后即经过云梦大泽逃回江陵(荆州)。再对照《山阳公载记》中的记载:“山阳公载记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据考证古华容县位于今潜江西南章华台,将江陵(今荆州)与(洪湖)乌林连线,正好要经过古华容县,而这条线正好经过云梦大泽的位置,(华容道横穿云梦大泽。)云梦大泽位于南郡南部,这样就全部对上了。结论:曹操在黄州赤壁吃了败仗原路返回,当船到乌林的时候弃舟登岸,骑马抄近路走华容道横穿云梦泽回江陵,因为这是一条直线,比继续坐船走水路近得多。所以曹操败走华容道并不能证明蒲圻赤壁,就算在黄州吃了败仗仍然要走这条近道。
裴松之引《山阳公载记》注《三国志》:“山阳公载记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这是说曹操带领残军从华容道步行回江陵(荆州)。这里的“华容”并非今湖南华容县,更非鄂州华容,汉朝的华容县在湖北境内南靠云梦大泽。汉朝华容县:西汉置华容县,属南郡,治所在今湖北省潜江市西南,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元)废,后复置,北周废。

图4-12 汉朝华容县(今潜江市龙湾遗址章华台)(上红圈处)
(资料来源:网络)
张修桂教授认为:
“华容道”上的华容县,是西汉时期以楚灵王七年所筑的章华台为中心而设置的一个县,经历了东汉、三国至南朝宋、齐,梁代始废。《括地志·荆州安兴县》明确指出:“章华台在荆州安兴县东八十里。”唐安兴县在今江陵东三十里。即华容县及其城中的章华台,当在今江陵以东百里附近,其地今为潜江县西南境。前些年,潜江县博物馆在全县进行文物普查,于县城西南的龙湾区马场湖村,发现一处文化内涵丰富的大型遗址,出土器物经鉴定,确认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遗物。因此,可以肯定潜江龙湾遗址,就是章华台及华容县的故址。确定了华容县故址,“华容道”横贯于今江汉平原中部的具体走向就清晰可辨。其东南端起自今洪湖市乌林,中经今潜江县龙湾华容县故城,西北直抵南郡治所江陵县,全长约公150公里。(张修桂《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第100页)[1]
(按:当地考古工作者认为华容县故城于潜江龙湾遗址一带,即瞄新村西南,其实这个地方离潜江章华台不到两公里,可以视为同一地。)

图4-13 古华容道示意图
(资料来源:网络)
王粲《英雄记》说“曹公赤壁之败,至云梦大泽”,我们考虑当时古云梦泽的大体范围,将湖北云梦与湖南岳阳(洞庭湖)连线,大泽这块区域正好位于连线下半段。(乌林镇西边十余公里即今洪湖市洪湖湖区,湖区面积近350平方公里。)古云梦泽汉代以后因长江和汉水泥沙淤积逐渐萎缩,分裂为分散的小湖(如洪湖、太白湖等),陆地面积增加。华容道是横穿云梦大泽的捷径,因直线距离短可能是民间或军事用的便道,但受水文条件限制无法常年通行,可作为特殊时期的备用路线。
黄州赤壁最大的问题,是必须解释清楚曹操为何败走华容的问题,否则还是无法结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则我们前面的所有努力都可能功亏一篑,付诸东流。这个问题的奥秘就在于:赤壁之战不一定非得在蒲圻、乌林一带开打,打败之后曹操就近从华容道逃跑,这么理解有偏差。实际上曹操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吃了败仗,如果抄近路回江陵(荆州)就非得从乌林走华容道。那么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呢?意思就是说,古时候江汉平原是云梦大泽,河湖密布交通不便。但是从今天洪湖乌林到荆州(古江陵)却有一条近道可通行(见下图中红色箭头),这条近路要经过华容县(潜江章华台遗址附近),因此被称为华容道。就是说,华容道是从乌林到荆州的捷径,古代可以抄近道到江陵,而不一定非得继续坐船走曲折漫长的水路(见下图中蓝色箭头),这样时间上就要节省很多,也快得多了。因此可知败走华容道并不能成为判定黄州赤壁作为古战场的障碍,曹操在哪里吃败仗都可以从乌林走华容道抄近路回江陵(荆州),这根本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借助现代地图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明白。也就是说,古时蒲圻县想从(洪湖)乌林到(南郡)江陵,走的正是这条通过华容县的道路,也就是所谓的华容道,但是否为官道尚无法下结论。盛弘之《荆州记》将赤壁主战场定位于洪湖乌林,郦道元《水经注》进一步精确至下乌林,这种地理定位虽能与曹操败走华容道的记载形成表面逻辑闭环,但此种对应性可能存在倒果为因的风险,还需注意两点:①华容道的交通普适性:如前所述,华容道作为乌林至江陵的陆路捷径,无论曹操在长江沿线何处战败,均可选择此路线撤退,故战场定位不能仅依赖此单一证据;②文献的层累性:盛、郦二人为南朝学者(晚于赤壁之战两三百年),其地理考证可能受后世传说或行政建制变迁影响,需与早期文献交叉验证。

图4-14 古华容县(潜江章华台古遗址)与华容道捷径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地图显示,从洪湖乌林(红圈处)走华容古道到江陵,几乎是一条直线,全长仅280里。但如果从乌林继续坐船走水路到江陵,这个路程究竟有多长呢?竟然达到了608里,多出328里,是其两倍还多出48里,这在古代通行困难的情况下差别是很大的。荆江河道蜿蜒曲折,有“九曲回肠”之称,自然增加了不少长度,看来九曲荆江真不是乱说的。陆路走华容道只有280里,若日行军40里则7天或稍久一点即可到达,而乘船走水路则有608里,逆水日行25汉里大约需要25天甚至更久,换了是我们该如何选择?我想没有人会选择走水路吧。所以曹操“引军从华容道步归”的真实原因不过是走陆路能抄近路,时间更短更快捷便利罢了,并不是别的原因。因此无论曹操在哪里吃了败仗,如果原路返回的话,到了洪湖乌林附近都会弃舟登岸,然后骑马抄近道回江陵,这道理不难理解,看地图一目了然,再清楚不过。

图4-15 黄州赤壁之战及曹操败退路线全图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网络地图绘制)
红色箭头:东吴进军方向
蓝色箭头:曹操败退方向
绿色箭头:抄近路走华容道回江陵
为什么我们要不厌其烦地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是为了说明赤壁大战后,因为曹操是要回江陵(荆州),是原路返回。曹操率残部先是沿长江返回,当走到子练口或乌林,也就是江陵(荆州)——华容县连线的东端时,曹操下船带领步骑兵走华容道回江陵,也就是“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道理很简单,九曲荆江水路太长了,步归280里就可以回荆州,走水路需要608里,可以节省328里,时间上要快18天左右。个中道理讲清楚,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曹操要“引军从华容道步归”的道理。
2024年9月24日一审
2024年9月30日二审
2024年11月4日三审
2025年7月25日定稿
先是去年夏天完成初稿然后静置,再是现在大幅调整与修改,经过两个暑期的笔耕,现在终于可以较为满意地搁笔了。从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记载中搜寻东汉末年赤壁之战的蛛丝马迹,并最终确定真正的赤壁古战场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通过对《水经》《英雄记》《求自试表》《江表传》《华阳国志》等五部古史的深入研究及分析对比,终于弄清楚了长江湖北段四处赤壁来源始末。五部古史互相印证形成闭环,最终确定黄州赤壁才是赤壁古战场,赤壁地望即西汉邾县赤鼻山的历史事实。西晋时其实仍只有邾县赤鼻山(或许自东汉始即已称为赤壁山)一处,并无其它赤壁。陈寿却文字暗示赤壁在夏口(武汉)之上,但夏口上游并无赤壁,与五部古史记载相佐;后人依据寿志由江北(洪湖)乌林反推江南蒲圻有赤壁,但在《水经》及《水经注》中全无踪影,不过是好事者的一厢情愿罢了,且在兵棋推演上不能耦合,更因细节缺失导致逻辑上无法成立,因此可知为假。
虽然本文大体上确定了两军行军路线及里程,并通过五部古史互相印证确定了黄州赤壁地望问题,但由于还是缺乏相应的历史资料,仍无法确定曹操从江陵(今荆州)下黄州是走大江还是古夏水?到底是长江、汉水两路人马,还仅仅只有一路人马从江陵走夏水再从汉水来下大江?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这些目前仍然存在还无法确定的历史疑问好在并不影响我们最终的结论,赤壁古战场即今黄州赤壁这一论点依旧可以成立。
希望此文能为赤壁大战地作一论断,为千年纷争划上圆满句号。
青笠庵 藏檀
二O二四年八月五日
二O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1] 张修桂. 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 陈文德. 曹操争霸经营史[M].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1998.
[3] [晋] 陈寿 撰,[宋] 裴松之 注.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4] [三国魏] 曹植 撰. 曹子建集校注[M]. 赵幼文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5] [晋] 常璩 撰. 华阳国志校注[M]. 刘琳 校注. 成都: 巴蜀书社, 1984.
[6] [汉] 班固 撰,[唐] 颜师古 注. 汉书艺文志[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5.
[7] [后魏] 郦道元 撰,[明] 朱谋㙔 笺,王国维 批校. 水经注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影印本,全五册).
[8] [西汉]桑钦撰;[元]周致中纂集. 水经·异域志[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23(海上丝绸之路基本文献丛书).
[9] [明]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影印金陵初刻本).
[10] [东汉] 王粲. 英雄记[M]//[清] 黄奭 辑. 汉学堂知足斋丛书. 扬州: 广陵书社, 2004: 卷七.
[11] [明] 李东阳 撰. 怀麓堂集[M]. 周寅宾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第156页.
[12] [宋] 苏轼. 苏轼文集[M]. 孔凡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3] [宋] 张耒. 张耒集[M]. 李逸安 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4] [宋] 范成大. 范成大笔记六种[M]. 孔凡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5] [北魏] 郦道元 原注,[清] 杨守敬、熊会贞 疏. 水经注疏[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16] [宋] 苏辙 撰,曾枣庄 点校. 苏辙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卷二十四第418页.
[17] [宋] 丁度 等. 集韵[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18] [清] 沈炳巽 撰. 水经注集释订讹[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第573册第18叶背.
[19] [汉]许慎 撰,[清]段玉裁 注.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20] [清] 潘耒. 遂初堂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1] [三国魏] 曹丕 撰. 魏文帝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2] 黄进. 我对中国丹霞地貌的考察(1999~2002)[C]//第七届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经济地理,2003,23(增刊):202.
[23] 马孟龙. 军事环境史视域下的赤壁之战[J]. 历史研究, 2021(4): 56-73.
[24] 张威. 长江中游古代战争地理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25] [魏]张揖 撰,[清]王念孙 疏证. 广雅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6] 逯耀东. 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研究[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93.
[27] [春秋] 左丘明 撰,[晋] 杜预 注. 春秋左传集解[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8] [清] 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M]. 方诗铭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29] 王国维. 古史新证[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30] [美] 柯文.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 杜继东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31] 陈垣. 通鉴胡注表微[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32] [唐] 魏徵 等.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33] [宋] 赵彦卫. 云麓漫钞[M]. 傅根清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34] [春秋]孙武 撰. 孙子兵法校注[M]. 杨丙安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35] 叶学齐, 刘盛佳, 唐文雅, 曾菊新 主编. 湖北省地理[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8.
[36] [宋]司马光 编著.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