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实
【作者机构】湖北师范大学汉冶萍研究中心
【来 源】《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4期
光绪二十二年是盛宣怀生命旅程中的一个节点,它以被查办的灰暗、低沉的序曲开始,却引出明亮辉煌的主旋律,是他办大事、做大官都获得重大进展的一年,是他的命运出现重大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他从一个地方督抚的属员,晋升为中央政府一个部门的长官,从此有了直接和朝廷甚至是和皇上、太后直接对话的特权和机遇。他的事业急剧扩张,从轮船、电报、纺织发展至钢铁、铁路和银行,无可置疑地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实业巨头,达到了人生事业的一个顶峰。他从李鸿章的荫庇下走出来,开始了自立门庭。在晚清的政治经济舞台上,他将不再只是李鸿章麾下一个二流的配角,他将创建自己的舞台,自己的班子,自己的剧目,自己演主角。他开始以一种新的身份出现在外事活动中,周旋于列强在华的代理人之间,广结人脉,特别是在对日关系中扎下盘根错节的根基。他的活动将从以天津为中心转移到以上海为基地。他将背靠租界,联络华洋,出入京津,遥控湖湘。这一切,都是从他承办汉阳铁厂开始的,是它的连锁反应。
本文系记述盛宣怀在接办汉阳铁厂的同时,如何创建铁路总公司和通商银行,展现他如何在朝廷要员、封疆大臣中广结关系网并取得效应。
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的前提,是铁路也归他督办,以保证铁轨的销路。他在湖北与张之洞达成了协议,又得到了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全力支持,受命筹办芦汉铁路的两位地方实力派达成了高度一致,“不分南北,通力合作”,事情还只算是成功了一半,前面还有一系列的难关险道。
这年的五月十五日,王文韶曾有一电,谆谆叮嘱盛宣怀:
至将来无论如何定议,总须香帅主稿,吾弟万不可动笔,即鄙人亦只能斟酌,稿本未可由此间繕发,缘上年复奏之件,知者韪之,不知者忌之,此次不可著此形迹,恐指为一鼻孔出气也。切要,切要。洋股不可混入,洋债不能不借。此意曾为新协揆言之,颇以为然。应否道破,临时再酌(1)。
上年复奏之件,当指王文韶《查复盛宣怀参案折》;新协揆,当指荣祿。这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原协办大学士崑冈晋升为体仁阁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补授协办大学士,故称新协揆。王文韶在当时被称为“琉璃蛋”,这封电报再次显示了他的风格,自己避嫌采取低调被动的姿态,还叮嘱盛宣怀躲在张之洞的身后避风,并提示他做好上层的工作,取得中枢大佬的支持。
过去有种说法,盛宣怀接办铁厂是“被胁迫的”,真是三十斤的鳊鱼侧看,未免小觑了盛宣怀。殊不知他正是借助于接办铁厂,做出了一篇又一篇大文章,充分展示了他的能量之大和手段之高。
首先,借助张之洞与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亲密关系,顺利排除了李鸿藻的异议:
香帅面谕,已将芦汉事电商钧处,并拟会同奏派总理,……答以高阳属意有人,未便搀越,事权不专,尤恐贻误。香帅谓:我意已决,高阳必为疏通(2)。
高阳,指李鸿藻,直隶高阳人,时任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据李鸿藻之孙李宗侗编写的李鸿藻年谱记载,上年的中秋节,盛宣怀曾给李鸿藻送了二百两银子作为节仪,李没有接受。由此可知,彼此没有交情,李对盛并无好感。盛宣怀担心过不了李鸿藻这一关不是没有来由的。但盛又深知,十多年前年张之洞在京城是著名的清流,人称“青牛角”;而李鸿藻人称“青牛头”,正是清流的精神领袖,李张情同师生,关系既深且密。盛向张面陈李处或有障碍,张之洞应允出面,果然一疏即通:
前日南皮电高阳,谓铁政非某办不可,而路轨又必合举。顷接回电,允南北奏入必照办(3)。
随即,盛宣怀通过另一位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亲属,将有关方案要点详细报告给翁,取得了正受光绪帝重用的翁同龢的支持:
重蒙两帅青睐,诚不敢不勉,特将在鄂时所筹要领,先由弢甫详达常熟。昨接回信云,若靠四人,一百年办不成,派一督办,立公司,借洋债,自是正办。但所谓商借商还,究有把握否?此老心中了亮一至如此(4)。
翁同龢为常熟人,此处亦以籍贯代翁。弢甫为翁斌孙,系翁同爵之孙、翁曾源的长子,即同龢的侄孙,时为翰林院侍讲。“四人”当指自称已经集有巨资、要求承办芦汉铁路的许应锵、方培垚、刘鹗、吕庆麟等四人。张之洞、王文韶、盛宣怀都怀疑这些人的资金来路不明,可能是受洋人的指使。翁有同感,故说“若靠四人,一百年办不成”。“派一督办,立公司,借洋债”十字已概括了盛的方案要点。这个督办当然就是盛宣怀。
按照盛宣怀的设计,铁厂的出路在于铁路,而铁路的出路又在于借洋债。朝廷已经明令不允招洋股,这借洋债的方案是否能够通过,便是成败的关键。于是,盛宣怀又借助于翁的来信,要求张之洞上奏,让他入都。盛在六月十三日的密信中对湖北按察司使恽祖翼说:“常熟又谓此事非弟入都不能明透,但必须夹片奏明,方可入都。近来谤言稍息,尤宜留意。……敬乞台端将以上情形切实密禀帅前,弟欲径禀而虑有漏泄也。”所谓“夹片奏明”,就是要张之洞出面向朝廷保奏盛宣怀。这话盛不好直接对张讲,所以借翁之口,又由恽祖翼转达。
七月二十五日,张之洞与王文韶会衔上奏《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指出许应锵等四人“全恃洋股为承办张本”,“分地承办各节,均可毋庸置议”。强调“惟有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洋债之一策”;“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款归借债则路权仍属于我”。接着提出:“综其大要,当以专设大员,官督商办,并准由公司一面招股,一面借款,为入手第一义。”随即大力推荐盛宣怀:
中国向来风气,官不习商业,商不晓官法,即或有勤于官通于商者,又多不谙洋务。惟该员能兼三长,且招商、电报各局著有成效,……应请特旨准设芦汉铁路招商公司,先派盛宣怀为总理,……
考虑到盛宣怀有被查办的前科,在奏折的结尾又加重分量点明:
臣等亦知该员勇于任事,局外不免间有吹求,特以此事关系全局,得人甚难,反复焦思,既别无招巨商集巨款之方,而该员所拟办法又实系于国家有益无损之计,确知非该员不能胜任,自不敢不据实上陈,……惟筹款办工紧要关键以及一切未尽事宜,自应饬令该员迅速入都,以备总理衙门垂询一切(5)。
八月初九,有旨令盛宣怀入都,“以备咨询”。九月初三,军事督办处的王公大臣们集体面议,盛宣怀的方案大纲,顺利通过。九月十三,光绪皇帝亲自召见盛宣怀,随后召见翁同龢,命其询问盛面奏所涉及的经费问题。翁日记云:
有旨,令询盛宣怀借洋债、集股票有把握与否,并今日召对时面奏须练洋法兵三十万,此饷从何出。二刻十分始退。上词气奋发,似言中外不能通力合作,致此因循。……寻盛君告以故,酉正盛君来,详述借款事,练兵事(6)。
此处“中外”指中央与外地。看来盛宣怀的建议颇让皇帝兴奋了一阵子,并引发了一通对地方大吏的不满。盛自己也在第二天电告他的五哥恽祖翼:“十三召对一钟之久,天颜甚霁。十四上谕改京堂候补,受宠若惊。”十天之后,九月二十四日,被授予太常寺少卿。
不同于以前的管理轮船、电报都是出自李鸿章的任命,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被皇帝召见,第一次被皇帝亲自提拔为中央部门的主管官员,“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也是出自当今皇上的亲自任命。这在盛宣怀看来,无疑是五十三年来的生命历程中最大的成功,最大的荣耀。据刘体智《异辞录》记载:“观察以南皮荐授京堂,修铁路,名满天下。常云:‘苟有见我者,吾能令之赏识。’”(7)
这次盛宣怀入都,在收获了官职、差使的同时,还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
一是把督办芦汉铁路,变成了督办“铁路总公司”。
此前,朝廷的意旨是筹办芦汉铁路,盛与直督、鄂督也是具体地筹划芦汉铁路的方案。八月初四,盛致电王、张二督,提出为便于对外交涉,把创建中国电报事业的办法移植到铁路事业上来:
窃想俄法英三国,于边界铁路意存觊觎。如中国电线尽推公司,英丹俄法不能不向公司理论,隐消萌蘗不少。若援照特设铁路招商总公司,先造芦汉,其余沪粤等处亦准该公司议造,不另设公司,似此芦汉商股较易筹劝,且可泯各国窥伺之心,断却无数葛藤,即使各国来议,公司亦可稍助国家之力(8)。
这里的奥妙在于,以总公司这一机构对外,属民间的经济往来,可以避免列强直接与朝廷交涉,动辄引起外交事端。如此恰好投合了朝廷上下的惧洋心理,于是从地方到中央、从王公大臣到皇帝,一路绿灯,光绪批下来的旨意便是:“请准设铁路总公司,令盛宣怀督办,从芦汉办起,苏沪、粤汉亦次第扩充。”如此一纸上谕,使盛宣怀将中国行将展开的铁路建设全部收入囊中,开启了中国铁路长达十年的“盛宣怀时期”。
二是确定了芦汉铁路筹集资金的基本方案,为此后中国铁路建设提供了一个模式。
盛宣怀入都后,经过一番紧张的活动,八月二十六日向王文韶报告:续借洋债二千万的方案已有眉目,现拟以铁路抵押,造成一段抵押一段,可不致落空。军机处、译署、户部“半已许可,候会议后揭晓”(9)。九月十三日光绪召见后,上谕明确批示同意:“即由公司招商股七百万两,借洋款二千万两,商借商还,并提拨借款一千万两,南北洋存款三百万两,以期官商维系,速成巨工。”(10)这里所说的提拨借款和存款,都是国家财政将为铁路垫付的资金。有了这一千三百万两银子垫底,芦汉铁路施工就有了保证;对于汉阳铁厂来说,不仅有了稳定的长期的大宗订货,生产流动资金也有了指望。这是后话。
盛宣怀的神通尚不止于此。他凭借了此次入都,又创办了中国人办的第一家银行。
在被授予太常寺少卿的第二天,盛宣怀趁热打铁,在专折谢恩的同时,上奏了《条陈自强大计折》,他将召对时向皇上提出的治理国家的个人建议和皇上向他询问的问题整理成书面意见,内容包括练兵、理财、育才等三件大事。这些本是推行洋务以来的老生常谈,但盛宣怀将它系统化了,但又不是空洞的道理,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实施方案,如改募兵为征兵,淘汰绿营和练勇,实行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制;理财如免厘金、加关税、开银行、铸银元等等,都有来自实践的独到见解。但内容完全没有涉及封建政治体制的弊端,与当时正在风起云涌的维新思潮划开了界限。
作为《条陈自强大计折》的附片之一,是《请设银行片》,专题建议开办银行。开宗明义阐述银行的重要性,强调西方的银行与中国票号、钱庄之不同,在于“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挠”;强调当前的迫切性在于“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他不赞成现在先办国家银行,担心用官府的制度来办这生意的事情会行不通;更反对让洋人用洋款来办,这样虽然很容易,却会遗害无穷。他认为“惟银行者,商家之事”,主张商办。“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召集股本银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依次添设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他还报告了他与严信厚共同商议的初步方案,将严在上海和各海关开设的官银号归并于银行,印造银票,承办各地公款汇解,通行官造银元,以及按照英国在华的汇丰银行的规章制度办事等等(11)。
十月初三,王文韶接到朝廷寄出的旨意,命军机大臣、总理衙门、户部会议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折》及《请开银行片》等。十月六日,盛宣怀来电告诉王文韶、张之洞:“顷常熟面告,诸事均已妥定,只候两帅来电声明。银行与铁路互相维系,应归一手,便可叙入复奏,……”(12)
十月初八,总理衙门、户部和盛宣怀便接到了军机处转发的谕旨:“银行一事前交部议,尚未定局,昨盛宣怀条陈,有请归商办之议。如果办理合宜,询于商务有益,著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搜集股本,全力兴办,以收利权。”(13)用盛宣怀自己的话来说:“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他就如此神奇地完成了这个三级跳,将中国的铁厂、铁路、银行尽收囊中了。
《张之洞致砚斋中堂函》中,结尾有几句话意味深长:
盛之为人,海内皆知之,我公知之,晚亦深知之,特以铁厂一事,户部必不发款,至于今日,罗掘已穷,再无生机,故不得已而与盛议之,非此无从得解脱之法,种种苦衷,谅蒙垂鉴。且铁厂如归盛接办,则厂中将来诸事,大农俱可不挑剔,此当早在明察之中矣(14)。
大农即户部尚书。盛宣怀接办铁厂后,从出任铁路总局督办、借洋债、办银行以及请户部拨款等等,处处得到支持,开口、闭口就是“常熟”如何如何,张之洞意有所指,也就不言而喻了。
回顾盛与翁的交往,两人既是江苏同乡,又是世交,长期联系而又关系密切。两家老一辈盛康和翁心存早在道光年间就相识,常有来往。同治十一年翁同龢丧母丁忧回原籍,是年九月盛宣怀专程从苏州来常熟看望翁氏兄弟,由此相识。同治十三年四月,翁同龢服阕回京,盛从上海来为翁送行,并以旧版《三苏全集》为赠。
光绪六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参劾盛宣怀贪污中饱、假公济私。盛康找到李鸿章求其复奏开脱,又请翁同龢为之疏通。翁日记谓:“盛旭人自津门来见,兼以杏生被劾事,及李相复奏稿见示,此中事未易悉也。”(15)似有所保留,盛后为李鸿章庇护过关。
盛每见翁必与之长谈,展现才能,博得好感。如光绪三年盛因收购旗昌洋行轮船事来京拜见,翁称盛为“今之卜式、桑羊也”(16)。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盛来京,翁“夜留杏生饭,纵谈时事,此人毕竟有才,惟热中耳”(17)。
光绪十五年七月翁请假回常熟修墓,来去均在盛宣怀的驻地烟台停泊,据《翁同龢日记》载:七月二十二日盛“送席受之,却其他物”。九月十一日:“作盛荇生函,荐张炳华。”九月十八日返回时,“杏生送米面及梨。余多投谒者,皆未见”(18)。来去两次盛都与之长谈,并被写入日记;张炳华是翁此行陪同的亲友,翁亲自写信让盛为张安排工作,则是视盛为可托办私事的人,情分已是不同一般。
盛与翁还有特殊的交往。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盛是翁的主要信息来源,每隔几天就有情报和建议密电致翁。在甲午之战中,盛与翁的关系更为密切。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互相宣战,初二盛致翁同龢密电:“京仲良送翁宫保:以后密电均寄菉卿,如有可采,请作为出自钧意,勿言宣禀。”王仲良即王继善,时任北京电报局委员;菉卿即翁曾荣,是同龢的侄儿。从《翁同龢集》所收七月二日至二十五日双方共二十七件电文来看,系盛利用其控制电报局的有利条件,及时将他所搜集到的前线战况密报给翁,并相机提出军事部署的建议,希望为翁所采纳,变成朝廷的部署(19)。
此前,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御史张仲忻曾参劾盛宣怀,直指“盛恃翁某为奥援,翁为其所愚,称人虽不正,其才可用”。研究翁同龢的专家谢俊美认为:“纵观盛的一生,在地方他依仗李鸿章,在中央与翁同龢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也许就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21)
如果把翁同龢对于铁路和银行的支持,全都视为盛宣怀在私下里奔走活动的结果,显然也有失公允。此时翁之所以如此支持铁路、银行,显然与甲午战后的形势和光绪的态度有关。
当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之际,失去了北洋军政大权的李鸿章正在俄国祝贺沙皇加冕,九月十四日盛宣怀被光绪召见提拔,此时李鸿章已到北京,三天后,九月十八日诏命李鸿章在“总理衙门行走”,仅仅保留了他在外交活动中的发言权。此后,盛宣怀依旧向李请示汇报,李也依然对盛发号施令,但双方心中都有数,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暗暗地发生了变化。
此前,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底,在全国舆论交相谴责、声讨李鸿章的高潮中,昔日的清流名宿、如今已是李鸿章女婿的张佩纶,唯恐岳父大人有“不测之祸”,写信向军机大臣李鸿藻求援,将甲午之败归罪于盛宣怀、袁世凯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
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晚节若此,爱莫能助,夫复何言!……合肥托大酿成此祸,诸将已伏其辜。而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仪老稍有明机,为此三人蛊惑,更成糊涂。小李(经方)卖父误国,天地不容,自己终生废弃,盛亦累经弹劾,虽有大力庇之,终为财色冥殛(22)。
而盛宣怀这一方面,当李鸿章尚在海外之际,却对张之洞的僚属恽祖翼大发牢骚,宣称:
1.2 实验主要试剂与试验方法 主要试剂：兔抗人EGR-1多克隆抗体和兔抗人HER-2多克隆抗体购自美国ABclonal公司进口，浓缩DAB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公司。
……弟事合肥师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湘乡、益阳功业盖天下,首在荐贤,今后洋务之难不尤难于发捻军务耶?南皮任洋务知人用人,可不比与湘乡、益阳耶?湘乡用人,惟恐不能尽其用,绝无所以限制之心,合肥用人,惟恐功为人居。此得人失人之不同也(23)。
此前,盛宣怀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姑且不论合肥是否“抑之使不得进”,读者须知这些话其实是说给张之洞听的,说洋务比平定太平天国、捻军更困难,张之洞这样的洋务派当然爱听;说张之洞知人善任堪比曾国藩、胡林翼,张之洞当然更爱听。而这些话吹到李鸿章的耳朵里,便对小儿子李经迈打招呼:盛宣怀不过是一个道员,家资已数百万,现在官未做大,已经反咬了我们一口!从此,李鸿章及其家人——也许李经方除外——对于盛宣怀表面上是一如既往,内心里已经有所戒备了。庚子年间,李鸿章在北京主持对八国联军谈判,他的小女儿、张佩纶的夫人便在家信中提醒父亲:“香、杏交甚密。小人最不宜结怨耳!”香指香涛,张之洞;杏即杏荪,盛宣怀,在李家人的眼中都是“小人”(24)。
盛宣怀接办铁厂并督办铁路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接替李鸿章的王文韶早是他的恩师。
甲午战后,李鸿章去日本谈判的时候,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军政大权由王文韶接管。王文韶与李鸿藻同是咸丰二年的进士,但王比李鸿藻要年轻十来岁;早年王在湖北作安襄勋荆道时,受到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赏识举荐,晋升为按察使,再晋湖南布政使而任湖南巡抚六年,光绪四年内调兵部侍郎而入值军机处,比李鸿藻、翁同龢第一次进军机还要早三、四年。这次王由云贵总督调北洋,盛宣怀早就在致王的密信中预测,“我师当为高阳替人”,即接替已经年老体衰、每日朝见跪起不便的军机大臣李鸿藻。果然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李鸿藻病逝,二十四年四月翁同龢被革去一切职务,王文韶再次入值军机。早年王文韶在湖北与盛康同事,盛宣怀便拜在门下受教,对于这样一位风头正健的高官大僚、有意栽培自己的恩师,宣怀自是奉命唯谨、着意联络。查《王文韶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八月盛宣怀上京前,初八日“杏孙到津来见久谈”,直到十二日“杏孙辞行晋京”,每日均有“杏孙来谈”的记载;十月十二日“亥刻杏孙自京抵津”,十三日王文韶卧病,十四日“杏孙来谈,是日略能起坐”,二十日“杏孙只两日未来”。廿二、廿四、廿八,或“杏孙来久谈”,或“杏孙来久坐”,直至十一月初一,“下午杏孙来辞行,明日乘海晏赴沪,公私事冗,久谈而别”(25)。如同对待翁同龢一样,盛宣怀对于这位恩师也是用的细腻而持久的水磨功夫。
对于张之洞,盛宣怀后来在致张的密信中自诉衷肠:“回念甲午以后,离合肥,就庇宇下,接汉阳厂,成京汉路,以及互保拳乱,会议商约,相随鞭策,幸免愆尤……”(26)似乎明白无误地自我定性为投靠张之洞,改换门庭,其实,李、盛关系和张、盛关系是不能相比的。
盛宣怀同治九年(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年仅27岁;其时李鸿章比他年长近廿岁,已是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至光绪廿二年(1896年)接办铁厂,盛宣怀年已53岁。从青年到进入老年,盛宣怀的生命刚好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李鸿章的身边度过的。两人之间不止于上下级之间的主从关系,李对于盛来说,不仅是政治靠山、主宰者,也是师长,除了利益的依存,还有不可忽视的思想影响和感情维系。如果说26年前,青年的盛宣怀第一次谒见大名鼎鼎的湖广总督李鸿章,或许心存敬畏、不敢仰视;有了在李老中堂麾下26年的宦海纵横的阅历,进入老年的盛宣怀为接办铁厂而会见另一个年近60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纵然对方也是名满天下,他必然只能是心存疑虑、平等审视。盛张之间虽然也存在地位差距和从属关系,但已经不那么显著和直接了,基本是建立在互相需要的两相情愿的合作。这合作的思想基础,是对于发展中国钢铁及铁路事业双方同样具有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心;至于如何去发展,双方的许多观念并不相同。双方都已经不再年轻而具有杰出人物的高度自信,难以相互退让,更难以改变自己,未来的合作将注定是实用主义的、难以均衡持续的、不稳定的。合则并肩前行,不合则各行其是;局部的摩擦和冲突过后,有需要时再加以修复。上述盛宣怀自诉衷情的信件,便是一次修复老关系的历史印记。
其实,盛张之间的蜜月期甚短,不久张之洞即因拒绝奏请盛宣怀督理银行而出现了裂痕。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五、初六,已经是位列京卿的盛宣怀,自北京连发两电给张之洞、王文韶,回答关于银行的情况云:“恭庆两邸、常熟、高阳、合肥均欲议准开办,并拟并交宣怀招商督理。”要求王、张二督联名发电总署、户部,推举盛宣怀再将“铁路、银行归于一手”。初六的电报劈头就说:“顷恭邸面谕,银行必宜速办,命与两宪即行商定。常熟命留两日,候钧电一到,即可议准。”又拿外国要开设“中俄银行”“中英银行”说事,“故政府焦急,立待成功”,再次催促。此时盛宣怀得意忘形,把事情做得过分了。事先未将银行章程即如何筹办与北洋、湖广商议,事到临头却要王、张两人来为他抬轿子;偏偏又一口一声恭邸如何,常熟如何,似乎是借了恭王和翁同龢来指使南北二督。初七丑刻张之洞复电给盛浇了一盆冷水,云:
银行事关系太巨,阁下此次所议章程未知其详,岂敢妄参末议。来电谓枢、译、户均欲议准,并交阁下督理,似不如即由署、部具奏,最为直接迅速,更为得体。……必须外间举人,须请总署、户部速发一电,垂询各事宜,方好电复。
张电一则批评了盛自行其是,表示不甘作傀儡,由其摆布。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京中大佬都已同意,何须王、张再多此一举?三则坚持按程序办事,中央有问,地方再答。张同时将复电稿寄给王文韶,提出“何不由枢、译奏派而必待发之于我两人?其故难解。”不等王文韶复电,当日午刻,张再致电盛,直接提出“宜请敕下南北洋大臣招商开办”,而不同意奏请盛为银行督理,反复申说:
阁下以列卿总司南北铁路,任寄已重,体制已崇,事权已专,忌者已多,若再督理银行,必致群议蜂起。……昔唐刘晏何等才望,何等功效,徒以笼尽天下利权,终难自保。鄙人既倚阁下成此路工,自不得不代筹万全,实不敢请阁下为银行督理(27)。
王文韶称张之洞此电是“情真语挚”“当头棒喝”。除了张之洞是站在地方督抚这一立场看问题外,窃以为张与盛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笼尽天下利权”的不同态度。盛长期与列强外交人员及来华淘金的冒险家打交道,更多地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浸洗,对利权是野心勃勃、急于进取,遇有机会、绝不放过,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张之洞既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倡导者,也是践行者。由清流的代表人物而转变为洋务首领,却仍然还有半个身子留在了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殿堂里,恪守中庸之道,也未完全挣脱儒家义利之辨的束缚;兼之久经宦海风云,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忧谗畏讥有之,明哲保身有之;敢于办事但先要站稳脚跟,不免瞻前顾后,倒也稳健。更重要的是,此老情操高洁,办洋务是为公利,从不晓得借此私家发财,实为难得的一大优点。
张之洞的当头棒喝,哪里禁得住“铁路、银行归于一手”的诱惑,这边厢王、张还在等着且听下回分解,那边厢十月初八盛来电云:“本日军机处交片,面奉谕旨:银行一事,前交部议,尚未定局,昨盛宣怀条陈有请归商办之意,如果办理合宜,洵于商务有益,著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钦此。”(28)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既不等部议定局,更无须两督举荐,轻飘飘一纸条陈,便奉特旨迎刃而解,可谓手眼通天,法力无边。其中的奥秘,请看《翁同龢日记》:
十月初七:……饭后送杏孙未见,既归。晚杏孙来谈抵夜。
十月初八:早入,事不多,惟银行商办一事交盛宣怀招商集股请进止。(准行。)……杏孙来辞,留点心,谈时事,激昂矢报。抵暮未去,令斌陪之(29)。
其中:“早入”是早朝去见光绪;“准行”原文为小字夹注,记载皇帝已表示同意。
奉命会议铁路和银行问题的总理衙门王大臣,除了恭王、庆王,李鸿章、李鸿藻,还有荣禄。此时恭王老矣,日趋颓唐守旧,并于戊戌政变前夕去世;庆王的弄权误国,还要等到荣禄去世之后再大显身手。《清史稿·荣禄传》说:“荣禄久值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他早年就当过步兵统领兼内务部大臣,接着却在西安将军任上远离权力中心,被遗忘了廿年。这廿年里,一个并非甘于淡泊的青年权贵在冷板凳上渐渐老去,他想了些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只知道他回到了步兵统领的老衙门,重新控制了保卫京城和皇宫的军权,接着又补授协办大学士,很快就成为满族王公权贵中所谓“后党”的首领,内务府、神机营等处守旧势力仰仗的核心。光绪廿年十月五日荣受命与翁同龢、李鸿藻等“会同商办”军务,十一月三日便通过陕西巡抚鹿传霖倾泄了他不可抑制的愤怒:
常熟奸狡性成,直有令人不可思意(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宁)(指孙毓汶),与合肥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无日不因公事争执,而高阳老矣,又苦于才短,事事为其欺矇,可胜叹哉(30)!
大敌当前,中日战争正在进行,国家主持军务政事的核心人物竟是如此内讧,对日本作战安得不败!因此,受到翁同龢支持的盛宣怀也就被卷入漩涡,光绪廿二年十月批准兴办的通商银行,转过年来便迎头吃了一记闷棍。先是李鸿章于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来电,密告“银行事荣相驳斥多条”(31),随后便接到总理衙门二月十二日的咨文,对银行章程多有异议,如要求其利润“应提五成报效”;要像英国的汇丰银行一样,“国家设有要需或数百万或数十万,以一二厘利息”“便可咄嗟立办”;要求“所有存借进出之款在十万以上者……应报明随时立案”。 银行八字还没有一撇,既要无情榨取,又图严密控制(32)。
盛宣怀于三月初五,分别发电向荣禄和总署求情,声称商情十分疑虑,开导多次,“凡可通融者,均已遵照;实做不到者,势难勉强”。原定三月开办,现拟推迟一月成立,请求报送呈复后得到批准(33)。三月十一日以正式文件咨复总理衙门王大臣,对章程中被驳斥的有关条目一一解释说明,如外国银行、中国银号从来“皆无报效”,总董公议该行两成报效,如利厚则颇可观,如利薄则商股尚难满足,何论报效;“上海银行出入十万之数,几于无日无之”,如一一立案,不胜其烦,如此官商往来都会去找外国银行,通商银行必朝开而夕闭。等等(34)。三月二十九日,盛在《上香帅书》中说:“兹事艰巨,既有要人掣肘,复有牟利之徒百计倾陷”;“事未数月,须发已斑”。以退为进要撂挑子,要求张之洞和王文韶“请即另简贤能接替,放归田里”。至此,总署和荣禄各回了一个电报,说了几句官话,才算了结。这样一闹,影响已经造出去了,谣言四起,商情疑虑,银行招股大受影响。
同年五月初八盛宣怀在《上荣中堂书》中说:
惟银行深中汇丰及京都四恒之忌,其实此行系为保守中国利权起见,免致尽为俄、英各行一网打尽而已。于汇丰固有损,于四恒不特无损且有益也(35)。
这里原本就牵涉到在华的外资银行和北京恒利、恒和、恒兴、恒源这些著名老钱庄的既得利益,通商银行的创立遇到阻挠也就是必然的。但盛何以要向荣禄郑重解释与四恒无损?荣禄与四恒的关系也就不言而喻。此信可谓深入底蕴,看来荣盛之关系已与数月前大不相同,并非泛泛之交。
关于盛宣怀与荣禄的关系,当时还有一种说法:供职于总理衙门的汪大夑,在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致其弟汪康年函称:“徐晋斋来信言,彼闻盛杏荪得铁路银行两事,颇以为奇,真不识时务矣。渠在京时,荣大金吾颇亲之,彼则畅所欲言,而荣亦称之,彼以为果亲已也,其实则见其上此条陈必非无资之人,亲之或有以俾我也。杨艺芳在京候简非一日矣,忽报荣即见明效,天下事尚可为哉?”
在晚清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办铁厂、修铁路、开银行等等本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它是外御列强、富国强兵的实际内容,需要政权的保护,以取得合法地位,破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阻力。盛宣怀深谙官僚社会官本位传统的精髓,善于巧妙地利用朝廷和地方督抚的权势、利用官场的潜规则和关系网、利用国家财政的资金来发展自己的事业,热衷于将经济运作寓于政治运作之中,纵横捭阖,似乎不无得利。
后来时移势转,戊戌政变前翁同龢被放逐,盛宣怀的恩师王文韶奉诏再入军机,北洋的军政大权落入以大学士出督直隶的荣禄囊中;庚子以后,北洋集团的创始人李鸿章撒手归西,因戊戌政变脱颖而出的袁世凯成为北洋的继承人。盛宣怀的根子在北洋,起家于北洋,有人把他看作是北洋官僚集团的代表。其实,接办铁厂是一个分界线,此后的盛宣怀并未脱离北洋,但与北洋已有所疏离,他的活动开始逸出了北洋集团的疆界,有了自己的不受北洋控制的利益;他受过北洋的栽培、政治庇护,但今后更多的将是受到北洋后起者的排挤、倾轧和打压。他的事业与北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斩不断、理还乱,他将和北洋集团的代表人物袁世凯一直纠缠至他们生命终止。
盛宣怀是中国工业化的先驱,对于中国近代化有着多方面突出的贡献,无疑是当时积极引进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又是生活在历史的转型期,处于晚清皇朝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下,处于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中、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土壤上,从事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其间便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凭借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选择了既要办大事、又要做高官的人生取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依托洋务、积累政治、经济资本来升官,晋升官职以便利用权势一步推行洋务、积累财富,二者交互为用的人生道路。表面看来,做大官和办大事是盛宣怀扶摇直上的一双翅膀;实质上,封建专制权势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种下他终将败落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