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工业遗产

电影既是艺术门类,也是工业门类,这是电影与生俱来的二元性特征。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电影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对工业技术高度依赖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工业体系的门类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中最早进入工业化生产的艺术门类。

从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技术至今,电影已经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因其对声光电等技术的广泛综合应用,长期被视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许多电影制片厂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渐落后于时代,其相关建筑、设备和档案由此成为了电影工业遗产。目前在我国工业遗产管理体系当中,明确了电影工业遗产具有一席之地。如202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第四批)》,是我国首家被认定为国家工业遗产的电影制片厂;202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紧随其后,被列入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按常理说,研究电影史就不可忽视电影工业遗产,但目前电影工业遗产尚处于有实无名的境地。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人们在技术和艺术上的分工,久而久之造成人们知识领域的更大分离”(1)这一电影领域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尤其在现有学科框架下,电影史属于“艺术史论”或“电影学”研究范畴,这导致学者研究电影多关注电影艺术史而忽视电影技术史,从而形成了明显的研究倾斜。

知网检索显示,截至2023年,电影艺术与电影技术主题文献数量接近40∶1,研究界在电影史研究兴趣上的失衡,已经累及学术产出。再从学术史的长短来看,我国电影史源自20世纪50年代,但事关电影技术史的研究却始于2009年屠明非《电影技术艺术互动史》一书的问世,且此书只涉及了摄影史,未涉及放映、声音制作等方面。而电影工业遗产很大程度上正是电影技术史遗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工业遗产未受到应有重视,亦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电影研究仅仅关注艺术史层面的电影成果,而忽视技术史乃至遗留下来的电影技术遗产,这不仅是对电影技术工作者的极大不公,也不利于开展客观、全面的电影史研究以及指导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基于此,本研究拟从电影的艺术性、工业性两大属性切入,以定义、阐释“电影工业遗产”这一概念为写作目的:一是企望以新的概念丰富艺术学理论特别是电影理论的研究体系;二是以抛砖引玉之方式,呼吁各界对电影工业遗产这一重要工业遗产门类予以关注。

一、艺术性、工业性:电影的两大属性辨析

谈论电影工业遗产,首先要辨析前文所述的电影的两大属性:艺术性、工业性。这是在电影学研究领域里长期被谈论却一直未得到深入阐释的议题。众所周知,电影是继诗歌、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建筑六大传统艺术门类之后的“第七艺术”,也是最早以一项技术的发明作为诞生标志的艺术,由此构建了电影在艺术门类中的独特地位,即它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由光学摄录系统和洗印放映系统构成的工业”(2)。从时间次序上而言,作为技术成果的电影比电影艺术诞生得早(3),在其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电影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电影艺术的表现程度,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技术的每次进步都为电影创作带来新变革(4),极大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

正如雷蒙德·菲尔丁(Raymond Fielding)所说,“电影——作为艺术形式,作为传播媒介,作为工业——的历史基本上都是由技术革新及其报偿来决定的”(5)。电影艺术博采六艺之长,并借技术力量将之融汇表征,但技术对艺术的介入,也引发了瓦尔特·本雅明对艺术品“灵光”消失的担忧,技术所带来的干预促使艺术家们开始捍卫“传统”,并疾呼“有声片损害了无声片的艺术性”,“彩色片践踏了黑白片的艺术造型”。(6)而随着技术的进一步腾飞,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出现并被广泛应用于电影艺术创作领域,则引发了艺术界更深层次的整体性焦虑。(7)

借此不难看出,艺术性、工业性作为电影的两大属性,共同作用于电影的发展。作为艺术与技术“联姻”的产物,电影始终是一个争议结合体。又因技术常存于电影幕后,使得工业技术的重要性一度为艺术性所遮掩。就观众而言,也只有在电影播放出现中断、设备出现问题或音画质量下降等异常情况下,才会意识到电影技术不可或缺。

综上,本研究认为,艺术性、工业性二元属性尽管不是电影的唯一特征,但却属于核心特征。就此特征的内部关系而言,主要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范畴。

第一,电影作为一种现代文化产品,它必须要依托工业生产方式及其流程才能问世,是高度依赖工业技术的一类文化产品,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电影的工业性决定了电影的艺术性,即“艺术上所能获得的成就早已为他们(电影创作者)所能得到的技术参数确定好了”(8),因此工业性是电影的先决属性。要理解这个问题,得从电影的本质入手。电影的本质是观演关系,它与戏剧演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只是在电影中演员和观众之间竖起了布莱希特所言之“第四堵墙”,演出的效果是单向的。无论观众如何反馈,是拍掌大笑或是痛哭流涕,演员在第一时间都是无法知悉的,而且每场电影都一模一样,除非出现放映事故。因此,电影所呈现出的是工业化产品的高度一致性与规范性,一如商店里购买的同种图书或家电。

据上述可知,无论有无电影,人类都会有满足观演关系的产物——戏剧予以补充精神需要,而且电影已经发明百年,戏剧仍未退场。可见电影是现代工业技术下对观演关系的延伸(包括延续到之后的电视剧、网剧等),即“大戏剧”范畴之下的一种技术展现。在这种前提下,电影的艺术性很大程度上由电影技术所决定——当然这种决定并非是同向的,一流的技术未必能形成一流艺术价值的影片,但艺术展现方式等一系列事关艺术性的核心命题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电影技术水平。譬如在录音技术尚不完备的默片时代,电影演员只能依靠自己的肢体动作与表情来表演;而在黑白摄影技术时代,所有的电影场景都只能依托镜头的光影明暗来呈现。正如邵牧君在为纪念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电影万岁》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9),即所谓电影的工业性决定了电影的艺术性。

电影的工业性决定其艺术性还体现在工业性对电影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上。尽管高新科技未必能制造出在艺术上流芳百世的电影,但工业性的核心——标准化却能够尽可能地让作为工业产品的电影具有基本的质量保证。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基于工业标准化对创作自由产生了束缚。但如果盲目依托“去标准化”实现所谓的“创作自由”,非但不会催生出艺术水平高超的电影,反而会让烂片愈发肆无忌惮并大行其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艺术“返祖”现象,这势必会对中国电影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张宏森曾提出“重工业电影”这一概念,指出中国电影要形成“重工业产品推进,轻工业产品跟进,大剧情影片镶嵌中间”的生态格局。(10)这里的重工业,即对电影生产工业化、标准化的强调。2019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提出“健全影视评价体系,聚焦影视行业标准”,进一步呼唤电影工业化标准,以规避“小作坊式生产”带来的不确定性。2023年11月,依托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的全国电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宣告成立,重点负责电影领域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可见,工业技术所具有的规模、标准、精确等特性,已引起当下电影产业的普遍性关注,这也证明了电影的工业性是电影的先决属性这一观点逐渐受到普遍认可。

第二,在明确电影工业性是先决属性的前提下,应当进一步挖掘电影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以形成电影工业文化,使之成为电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文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但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电影文化只与艺术属性相关,而忽视了工业文化属性。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工业文化是近代以来人类创造的最重要的文化,是事关现代化路径的重要文化体系。但凡是现代化产物,皆具备工业文化属性,而分析现代化产物的文化属性结构,自然也不可忽视其工业文化属性。如近代以来的摩天大楼,它固然反映了包括建筑风格、城市风貌等在内的建筑文化,但同时它也承载了由材料技术、施工设计等所支撑的工业文化,而这种工业文化正是建筑文化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也是现代建筑文化有别于古代建筑文化的差异所在。因此,我们理解今日之建筑遗产时,当然不能只关注其外形,而是应当洞察当时的工业发展水平。以美国帝国大厦这一现代建筑遗产为例,其作为装饰主义建筑的杰作举世闻名,被誉为“技术与美的结晶”,而其对铁骨混凝土结构这一创新性材料的应用以及对石材幕墙技术的革新,可以说才是这座大厦屹立不倒的重要因素。在装饰主义建筑的文化框架下,工业文化才是支撑其存在的骨架。

建筑遗产如是,电影遗产亦然。电影发展至今已历百余年,所遗留下的电影遗产既包括非物质遗产,如表演技巧、导演技巧、编剧法则以及各电影佳片等,同时也包括催生上述非物质遗产的物质类遗产,如电影胶片、录音设备、摄影机、接片机和量片机等,以及使用这些设备的录音棚、暗房、胶片库房等。上述这些设备、建筑以及相关档案文献,实际上构成了电影工业遗产,它所反映的是电影工业技术的沿革,所承载的是电影工业文化。

电影文化作为一个屡见不鲜的概念,其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电影工业文化却相对薄弱,这是学界对电影工业遗产这一概念探究力度仍相对有限之缘故。归根结底在于电影技术在现行电影体系当中旁落。一般而言,构成观演关系的艺术体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国戏曲的“角儿制”,即所谓演员中心制,因中国传统戏曲剧目有限,一个剧目常常有不同的演员来演,造成同一剧时常高下立判,常言“看戏看角儿”便是此理;第二类为西方歌舞剧的“剧团制”,如莎士比亚的环球剧团等,剧团采取公司制管理,剧团负责人可能是演员,也可能是编剧;第三类则是电影问世之后的“导演制”,即导演具有电影制作过程当中的决定权,演员、编剧都要服从于导演的创作需求。根据上述可知:即使工业技术催生了电影,但技术人员仍然轮不到居于中心的位置。在如此体系之下,作为“幕后英雄”的电影技术人员当然难受重视了。

电影工业性之意义前文已有详述,此处兹不赘述,仅申一言:电影工业遗产是电影工业性在物质层面的反映,既然工业性是电影的先决属性,那就应当认识到电影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并予以挖掘再利用。就现实而言,一方面,2020年、202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先后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已然赋予了电影工业遗产作为工业遗产的合法性地位;但另一方面,究竟何为电影工业遗产、电影工业遗产有何意义等基本问题,却仍未得到有效阐释与解决。简而言之,电影工业遗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早已存在并受到社会关注,但就电影工业遗产这一概念而言,仍处于“有实无名”的状况,其定义、阐释与深入研究亟须提上日程。

二、电影工业遗产的概念内涵及其阐释

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电影工业遗产”这一概念尚未被明确定义。但早在2013年,覃振锋等人便在相关研究中使用“电影工业遗产”这一提法,即广西电影制片厂老厂区处形成广影影视创意产业园区主要得益于广影历史文脉和电影工业遗产(11)。这是目前有案可查最早使用“电影工业遗产”这一概念的成果。此后在一些文章中,“电影工业遗产”六字也偶有出现,但仍处于概念内涵不明甚至混用的状况,基本属于写作者一时起意之语。本研究认为,电影工业遗产是一类特殊工业遗产,既存在工业遗产共性,同时又显现了电影工业的独特性。按归纳定义逻辑中的“属加种差”方法,寻找电影工业遗产与其他工业遗产的共同点和不同点,(12)即可获得电影工业遗产概念的最终结论。结合当前工业遗产分类体系,电影工业遗产概念可遵循“工业遗产—文化工业遗产—电影工业遗产”的框架进行剖析。

首先,电影工业遗产作为工业遗产的合法性地位已在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中予以明示,因此,电影工业遗产的概念内涵应以符合工业遗产的范畴为先。“工业遗产”这一概念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最终在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IH)于2003年颁布的《下塔吉尔宪章》(13)中得到确认,当中对工业遗产的定义为:由工业文化的遗留物组成,这些遗留物拥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建筑的或者是科学上的价值。这些遗留物具体由建筑物和机器设备,车间,制造厂和工厂,矿山和处理精炼遗址,仓库和储藏室,能源生产、传送、使用和运输以及所有的地下构造所在的场所组成,与工业相联系的社会活动场所,比如住宅、宗教场所或者是教育机构都包含在工业遗产范畴之内。这一概念强调了工业遗产范畴的两个方面:一是价值,包括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二是遗产的功能分类,分为直接服务于工业生产的建筑物、构筑物、机械设备,以及满足工人日常社会活动的场所。2006年,在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上,我国出台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领域的里程碑式文件,即《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其在《下塔吉尔宪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工业遗产实际情况,对工业遗产的定义进行了完善,补充了审美价值以及工艺流程、数据记录、企业档案等非物质遗产的部分(14)。由是,在我国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中提及的遗产核心物项中,除却建构筑物、机械设备、社会场所,还包括档案等文献遗存,如表1呈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与西安电影制片厂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录的相关情况。

表1 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核心物项组成

表1显示,长春电影制片厂与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遗存完全符合工业遗产核心物项的标准,具有鲜明的工业遗产特征,理应归到工业遗产门类之下。由此,在工业遗产的概念框架下,电影工业遗产应属于由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科学或审美价值的建构筑物、机械设备、档案文献等组成的工业遗存。

其次,电影工业遗产作为工业遗产当中特殊的一类,需要找到与之最为相似或概念上邻近的“属”概念,以进一步理解电影工业遗产的特性。工业遗产所涉庞杂,故存在多种分类方法。就我国近现代工业遗产分类体系而言,可按工业生产行业及相关环境、尺度层级与构成要素、历史阶段、价值等级、区位特征、创办主体、再利用模式和工业建筑本体特征八类主要分类方法。其中,按工业生产行业及相关环境划分,工业遗产共有3个大类、11个中类、84个小类。3大类包括工业、工业相关产业、工业次生景观;11个中类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与通信业,水利工程,环保业,公共设施,居住生活设施;采掘沉陷区,废弃露天采矿场,工业废弃物堆场,表现出以第二产业为核心的分类导向。(15)但随着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快,国民经济的分类也愈发细化,上述分类体系的局限性也随之暴露。其中,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一方面,部分工业遗产确实难以划入某个具体的门类;另一方面,部分工业遗产又自成体系,如印刷、电影、文化设备(乐器)制造等事关文化产业这一新兴门类的工业遗产,构成了文化工业遗产这一新类别。(16)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工业(17)与电影工业构成了母集与子集的关系,这亦直接为电影工业遗产概念的种属归类提供了依据。换言之,“文化工业遗产”为电影工业遗产“邻近的属”,文化工业遗产所具有的特性构成了电影工业遗产的第二层属性。具体而言,文化工业遗产具有三大特征属性,即工业遗产的本质属性文化生产功能的前提性属性与意识形态价值属性。其中,文化生产功能的前提性属性是指相较于遗产化之后的工业遗产所获得的价值意义,文化工业遗产自其进行文化生产之初,便已具有文化价值;而意识形态价值属性则指相较于工业遗产后天所赋予的社会观念阐释意义,文化工业遗产则天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并贯穿其文化产品生产的整个过程。立足文化工业遗产框架下理解电影工业遗产,其第二层属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电影工业遗产先天具有文化价值,且这一价值不以遗产化与否为转移;二是电影工业遗产乃是生产电影这类意识形态产品的工业遗产,因此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工业遗产。

最后,电影工业遗产是电影工业的遗存,需要明确电影工业的本质属性,来理解电影工业遗产的关键内涵,以与其他文化工业遗产相区分。文化工业遗产的种概念还包括印刷工业遗产、唱片工业遗产、乐器工业遗产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类型的文化工业遗产与电影工业遗产的主要区别在于所生产的产品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电影工业遗产与印刷工业遗产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曾是生产承载着既具有意识形态内涵,又具有物质属性的文化产品的工业空间,但电影业受到现代工业技术的影响更为复杂、深远,其工业属性远远比印刷工业遗产要鲜明。在中文语境中,电影工业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film industry”有电影工业与电影产业之分,学界时常将其混用,譬如郑洞天在论述世界电影工业发展困境时,以影片产量、发行收入等产业指标为衡量依据。(18)尹鸿则指出电影工业与电影产业具有“一体两面”的同构性特点,认为电影产业是电影工业化到一定程度后的体现。(19)

除却上述论说,将电影工业置于与电影艺术相对立位置的纯粹工业遗产则影响更为深远。在我国电影工业发展早期,我国关于“电影工业”的理解多沿用苏联的口径,认为重工业(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才算是工业。在这种理解下,“电影工业”被局限在服务电影放映的机械制造业及电影胶片制造业的范围,而电影生产则被放置于电影艺术工作之中。(20)到今天,“电影工业”与“电影艺术”二元对立的格局已有所变化,电影工业不再脱离电影生产的实际内容,而是与分工化、专业化、流程化、标准化、规模化等工业特性相联系,并衍生出“工业电影”“重工业电影”“电影工业化”等多种表述方式。(21)

结合电影工业遗产所具有的大机器工业生产特征,以及学界对电影工业概念的讨论,本文认为,理解电影工业遗产中的电影工业,应当从两个层面出发:其一,电影工业特指标准化、车间制与流水线的电影生产过程,而非泛化至发行、放映等垂直链条,电视、版权等横向链条甚至金融、经纪等辅助链条。其二,电影工业需以电影生产为重点,是具有文化生产功能的过程,而类似生产电影生产资料如显影药水、玻璃镜头乃至片场设备(如摄像机轨道)等生产门类,因不具有文化属性,而无法归属于电影工业的范畴。

综上,按照“工业遗产—文化工业遗产—电影工业遗产”的界定思路,可将电影工业遗产界定为“依托电影制片厂而形成的具有重要的工业遗产价值、文化生产价值与意识形态价值,参与了标准化、车间制与流水线的电影生产过程的一类工业遗产”,它既包括承载着电影内容的电影胶片,同时也包括被展现出来的电影内容(见图1)。结合电影工业遗产现状,可将其具体组成按功能划分为3个主类、11个亚类(见表2)。

图1 电影工业遗产概念界定逻辑

表2 电影工业遗产的构成

三、我国电影工业遗产的现状及其再利用原则

据统计,目前我国传统电影制片厂大致共有包括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峨眉电影制片厂(简称峨影)、西安电影制片厂(简称西影)与广西电影制片厂等在内的三十余家。(22)这些电影制片厂见证或书写了我国电影工业发展的百年历史征程,相关遗存构成了我国电影工业遗产体系。

自202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之后,越来越多的电影制片厂开始重视电影工业遗产的保护。同时,鉴于工业遗产在保护上以发展性为重心,将电影工业遗产视为文化资源,借资源再利用同步实现遗产保护、产业促进、城市更新等多维目标,成为以政府、企业等为主的再利用利益相关者保护电影工业遗产的重要方略。因此,不少传统电影制片厂纷纷步入电影工业遗产改造行列,过去颓然的电影生产空间得以焕新为复合多功能的文化空间,在服务电影产业链延展、城市文脉赓续、人民城市建设上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西影是电影工业遗产改造中一处较有代表性的案例。西影在秉承“无伤痕开发”的理念,完整保留老办公楼、洗印车间、置景车间等老厂区苏式建筑群风貌,以及珍贵电影放映设备、电影道具和艺术档案资料等的基础上,开启了老厂区的改造更新工作。改造后的西影厂区,既是一处拥有完备的影视创作、影视拍摄、影视投资、影视宣发、园区运营、电影博物馆、电影主题酒店等影视产业链条的产业园区,顺应了电影产业发展需要,同时亦是一处环境优美、艺术氛围浓厚的市民日常休闲活动空间以及西安的城市文化地标。自改造以来,西影文化空间游人如织,日均人流量高达3 000人次(23)。也正是因西影在电影工业遗产改造再利用上的有益探索,202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继长春电影制片厂之后的第二家被列为国家工业遗产的传统电影制片厂。

西影的改造效果证明了电影工业遗产在服务产业与城市发展上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但从整体情况上观照我国电影工业遗产保护现状,其结果则不尽如人意。一方面,由于目前电影工业遗产的价值意义并未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共识,因此,仍有大部分电影制片厂暂未意识到电影工业遗产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价值,甚至在面临城市化进程中电影工业遗产的“保”与“拆”问题时,往往以“一拆了之”作为解决办法。在制片主业不敌以民营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后起之秀的情况下,传统电影制片厂逐渐淹没于电影产业迅猛发展的洪流之中。(24)例如某省电影制片厂,目前正计划将老厂区改造为大健康医疗服务区,原有的物理空间被悉数拆除,推为一片平整净地,而改造后的空间也不具有电影相关功能,与城市电影文脉形成了隔断。就遗产本体保护、电影产业发展、城市文化延续而言,此举实非明智。

另一方面,由于改造理念或操作方式上所存在的缺憾,多数电影制片厂改造后效果有限,难以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互动与共存(25)的目标。笔者曾前往某省会电影制片厂开展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活动,对其改造项目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效益进行综合评估。据考察资料,该厂在改造过程中严格遵守工业遗产保护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原则,将“修旧如旧”理念贯穿全程,在保护遗产、延续城市文脉上表现出了极高的项目效益;但由于改造过程中忽略社会公众的诉求与社会力量的吸纳,使其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的潜能未得到充分激发。

相较于一般工业遗产,再利用好电影工业遗产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意义。一方面,电影工业遗产曾经或正在服务于拥有较强传播力的文化产品生产,与社会关系密切,因而具有更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再利用好电影工业遗产,易产生事半功倍的社会与经济效益。(26)另一方面,因电影工业遗产多分布于城市中心,在城市战略由以空间扩张为导向的增量建设转向以提升城市品质为主的存量发展趋势下,(27)电影工业遗产在空间功能优化与价值增值问题上被赋予更高的期待。结合现阶段电影工业遗产再利用所面临的种种束缚,本研究认为,今后我国电影工业遗产再利用应遵循如下三点原则,以最大程度释放其再利用红利。

其一,重视电影工业遗产的固有价值,分清固有价值与创意价值的主次关系。徐苏斌曾构建了工业遗产的价值认知框架,认为工业遗产包括固有价值与创意价值两大价值维度。前者以遗产本体为核心,后者则是工业遗产所能形成的外溢效益。在处理工业遗产问题时,尤其要注意两种价值的关系,“不能因为创意价值而破坏了固有价值,也不能仅仅保护固有价值而拒绝创意价值”(28)。在再利用电影工业遗产时,固有价值与创意价值亦不能割裂,更不能颠倒。以创意价值为先而不论电影工业遗产固有价值,甚至企图以“一拆了之”来消除实现创意价值最大化上的束缚的手法,将使电影工业遗产再利用项目如空中楼阁与无源之水,这无益于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文脉的延续。

其二,吸纳公众力量共建共享,以“近者悦远者来”的思路进行顶层设计。公众参与是社会活动中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阿恩斯坦便基于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实践中的浅表性问题,提出了公众参与的阶梯理论,按参与程度将其分为操纵、引导、告知、咨询、劝解、合作、授权、公众控制八个阶段。(29)近年来,在工业遗产再利用研究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学者所强调(30),乃至其作为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之一被纳入工业遗产再利用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之中(31)。但值得一提的是,不能将公众参与与权力赋予二者完全画等号(32),相反,公众参与具有更多维的价值内涵,既包括权力层面的参与咨询过程,还包括对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核心关切(33)。如将改善当地居民生活质量与水平作为再利用的目标之一,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场景营造,提高公众对项目的满意度等,相较于简单的权力赋予,公众参与则具有更加广泛、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力量。

其三,以复合多元的文化场景为再利用方向,依托不同舒适物的供给组合满足公众诉求。有观点指出,工业遗产旅游地社会空间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在个体与空间交互下,空间整体呈现出创新氛围、平等主义、自我表达、公共服务、经济增值、知识传播六大价值取向。(34)这既反映了个体在使用场景时需求的多元性,同时也提供了一条工业遗产再利用项目同步实现多维效益上的有效路径,即以复合多元的舒适物组合吸引不同目标人群,满足其场景使用需求,进而获得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多维收效。从实践上来看,目前电影工业遗产再利用项目舒适物组成逐渐丰富,由过去以博物馆为主体的项目结构,转变为“博物馆+”的舒适物组成,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改造项目即以长影旧址博物馆为核心,同时叠加长影音乐厅、长影电影院、长影步行街等商业设施,以及雕塑公园、中庭广场等休闲设施;西安电影制片厂改造项目则以西影电影博物馆为核心,同时融合了购物、餐饮、住宿、日常休闲等多种功能设施。舒适物组合的异彩纷呈,既满足了社会公众的多元诉求,同时亦分担了电影工业遗产再利用项目以门票为单一经济来源的风险,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可能性。

四、结 语

之所以提出并阐释“电影工业遗产”这一概念,主要目的在于呼吁社会各界重视、保护电影工业遗产,并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再利用,以丰富我国电影领域相关体系,从而进一步挖掘、弘扬我国电影史当中的红色文化、工业精神与技术文脉等优质文化资源。令人欣喜之处在于,目前我国电影工业遗产的保护更新再利用已经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成绩。相信假以时日,电影工业遗产势必会为我国“重工业电影”的发展与电影标准化建设提供更多的文化资源与历史启迪,以助力我国电影事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