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侃
【作者机构】萍乡学院商学院
【来 源】《萍乡学院学报》 2019年第2期
摘 要：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其代表性样本的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更是具有丰富而又独特的传承和保护价值。当前传承和保护这一红色遗产，应当坚守“红色遗产自信”，营造这一红色遗产的“场所精神”，构建其“文化路线”的整体性保护网络，开展其数字化的“文化换装”，启动相应的地方立法保护工作。
关键词：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
红色遗产，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在历史上生成、积淀和遗留的一种文化遗产。当前，关于这一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的学术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不仅研究的成果频出，而且研究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然而，颇令人玩味的是，国内关于如何传承和保护红色遗产的学术研究，在成绩斐然的同时，不知何故，这一研究在涉及红色遗产的题材范围方面却存在一个巨大缺憾，这就是有一份红色遗产，本文称之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似乎被“遗忘”了。检索和梳理相关的研究文献，就不难发现，当前学界对于如何传承和保护红色遗产的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生成和遗留的红色遗产，而对其成立后至土地革命前在组织和领导中国工人运动期间生成和遗留的红色遗产，即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研究则明显偏弱。仅有的以工人运动为主题的红色遗产研究，也仅仅是侧重于对其本体性历史和价值的整理和挖掘，严格意义上站在文化遗产的视角，采用遗产传承和保护特有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对此进行专门性、系统性研究的成果则几乎是付之阙如。
笔者认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应当在中国的红色遗产谱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首先，从遗产生成的时间来看，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无疑是中国最早的红色遗产。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她的诞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研究[1]即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诞生在上海，就是与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化城市，拥有全国最为壮观的工人阶级队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其早期的革命活动也是把主要精力用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共成立时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明确提出：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工会组织。为此专门在上海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也很快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其次，从遗产承载的内容来看，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也是一份具有独特传承和保护价值的红色遗产。这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展示：
其一，她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过程中生成的红色遗产，她记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进程，也记载了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认同和历史选择。历史已经证明，这一选择“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2]，无愧于是人类尤其是被压迫民族获得自身解放的最强大思想武器。
其二，她见证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是五四运动后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书写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下创造的，这一红色遗产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优秀的革命品质和革命精神。他们虽然人数较少（相对农民来说），但却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是当时中国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是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后来终归于失败，只能证明“城市中心”革命道路与国情不适，但并不能由此抹杀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贡献。
其三，她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与成就。工人运动是工业化的产物。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虽然起步晚，且成长的步履蹒跚，但在其发展阶段也在催生着一支人数不断增加的产业工人队伍。同时，近代工业化提供的像交通、通讯等技术条件，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意味着生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这两者结合过程中的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也凝结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和成就。质言之，这一红色遗产也交织着中国近代的工业遗产。
其四，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如前所述，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也是在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过程中生成的，自然，这一红色遗产也就最早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在此不再赘述。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当前，作为“建党精神”标志的“红船精神”已取代“井冈山精神”，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精神源头[3]。在笔者看来，以“首创、奋斗、奉献”为内核的“红船精神”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精神，因而她也构成了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精神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就不仅是时间上生成最早的红色遗产，而且还占据了中国红色遗产的精神之源，奠定了后来各种红色遗产的文化基因，因而可称之为是一种“母体性”红色遗产。
总之，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见证和承载着一段极为珍贵和独特的历史，是一份集建党遗产、革命遗产、工业遗产于一体的红色遗产，其所蕴藏的遗产价值实为巨大，不仅不应遗忘，反而应当倍加珍惜，加以传承和保护。
在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中，中共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生成、积淀和遗留的红色遗产无疑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如果考虑到安源是早期中国工人运动中的策源地之一的历史地位以及后来围绕安源工人运动还发生了许多政治风波以及创作了众多被奉为“红色经典”的文化产品，这一遗产可堪称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经典样本。下面将在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红色遗产蕴藏的极为丰富而独特的价值作一简要梳理和阐释。
首先是历史记忆价值。遗产的首要功能就是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包括情感记忆，以增进身份认同、维系共同情感。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就提供了一个政党和一个阶级的历史记忆。这一红色遗产留给后人最骄傲的红色记忆,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创造的诸多“历史之最”：建立了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的党组织；创建了中共第一个正式党校；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最早的“红色股票”，组建了中共第一支工人武装和第一支少先队；开展了党内最早的反腐败工作；等等。
其次是社会教化价值。现代遗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充当了国家公共资源的政治表述，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4]。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因承载了上述红色记忆，尤其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中共领袖在安源缔造的一段辉煌历史，无疑是对民众开展意识形态教育、进行政治文化建构和塑造的生动教材。该遗产的这一社会教化价值，可从建国后国家兴建了众多安源工人运动和秋收起义的纪念馆、烈士陵园、纪念碑等得到体现，这些展示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单位无不扮演着社会教育基地的角色。
第三是精神传承价值。遗产无论是物质形态的，还是非物质形态的，都承载并延续着人类的历史情感、文化精神，因而是人类情感和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解读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表达的情感和精神，现在已被概括称为“安源精神”，有两点最为独特和鲜明，一是“义无反顾，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是“秩序极好，齐心奋斗”的团体精神，都集中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团结战斗力。
第四是经济发展价值。遗产及其负载的历史记忆也是一种可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本”。对于以工人运动为主题、又交织着丰富工业遗产的安源红色遗产来说，除了可以依托其发展旅游产业外，还有一个经济发展的遗产价值有待发掘，那就是对今天发展中国工业尤其是振兴中国工业文化的帮助。研究表明，在安源工人运动中，中共不仅开始了领导工会经营企业的最早探索，还开创了领导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开展劳资合作的成功范例[5]，这些为近代工业文明注入了红色元素的工业遗产，对于今天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和工业精神，自当不无裨益。
最后是学术研究价值。遗产及其负载的历史信息，还是人们认识世界、获取智慧的一种重要资源。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就不失为一座学术“富矿”。例如，美国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就从中挖掘到了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可能”，即认为它展现了一种中共充分利用社会文化进行政治动员，并与地方精英合作的非暴力的革命范式[6]，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国革命为“暴力革命”的路径依赖研究传统。又如，在一些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的人士看来，建国后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这一红色文化遗产，也提供了一个研究意识形态与艺术如何结合的完美样本。
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严格来说正式肇始于建国后，期间虽然经历过一段曲折，但整体上来说迄今取得了较大成绩[7]。下面主要是针对当前这一红色遗产传承和保护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不足，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提出一些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其传承和保护路径方面的政策建议。
这种文化自信，笔者称之为一种“红色遗产自信”。当前，坚守这一文化自信，对于传承和保护包括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在内的红色遗产来说尤为紧要。因为，如果正视现实的话，就会明显感受到，红色遗产虽然被官方高调倡导和在学术理论界得到研究重视，但她在社会中间尤其是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媒体上的命运却并不令人乐观，一种类似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和窘境同样存在。当前否定、轻视、看不到、瞧不起红色遗产价值的大有人在，说红色遗产存在一种价值认同危机也不为过。
本来是用来培育民众政治信仰和国家认同的红色遗产，自身却遭遇到认同和信任危机，这应当是当前红色遗产传承和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困境。须知，真正决定一项文化遗产的去留的，不是政府的倡导和学术的研究，而是民众对它的敬畏和信仰。在失去民众对遗产认同的情况下，任何一种遗产也恐怕只能沦为一种“博物馆”式的传承和保护。因此，今天传承和保护红色遗产，最为关键的就是重新唤起民众对其价值的文化认同，尽管这种认同不一定要通过狂热的热情表现出来。
要重建人们对红色遗产的文化认同，除了必须改进和创新传承和保护方式，当前首要的则是需要坚守红色遗产的文化自信。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主导的社会转型，及其营造和催生的多元化、去中心化、消费主义、世俗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这种坚守不唯难能可贵，也是必须做到的。因为社会转型时期也是遗产传承最为脆弱的阶段。
文化自信，一个重要支撑是来自科学理论的武装，遗产自信的确立和坚守，也有赖于选择和坚持什么样的遗产观。遗产并不等同于历史，而是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和建构。在这里，确立什么样的遗产观，决定了一段历史能否成为遗产以及其是否有价值和具有何种价值。当前，毫无疑问，坚守红色遗产自信，就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遗产观。在笔者看来，习近平新时代思想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红色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内容。这一遗产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思想中的红色遗产观，为当前坚守红色遗产自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
传承和保护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在路径上则首先要打响“工运摇篮”品牌。之所以应如此，是因为“工运摇篮”这个文化符号最集中的代表了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赋予这个城市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唤醒这一红色记忆，表达这一文化主题，不仅有助于当地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安源精神”的弘扬，而且也有利于萍乡市城市身份的清晰、城市形象个性的彰显。
打响“工运摇篮”品牌，有必要借鉴从建筑遗产保护发展而来的“场所精神”理论。营造“场所精神”当前也被认为是一种建构历史记忆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借鉴这一理论来开展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具体来说，首先，可以考虑将萍乡市整个城区都视为一个传承和保护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场所”，在其一些重要繁华路段设置展现和诠释安源工人运动“历史之最”和“安源精神”的雕塑、文化墙等景观。
其次，建立和完善一套对这一“场所精神”的“阐释系统”。对遗产价值进行阐释，是“场所精神”得以作用的前提[8]。为此需要组织人员创造一批讲好以“工运摇篮”为主题的“安源故事”的文化产品，阐释和表达萍乡这个“工运摇篮”“场所”所潜藏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其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利用本地各种媒体进行传播。
第三，注重包括游客在内的民众参与和体验。如今是一个体验经济时代，“场所精神”也是空间被人体验的产物。没有人的参与，再好的环境也不是“场所”。为此，建议该市建立多个可进行情景再现的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实体体验馆，并设立一个相关的纪念日，定期举行具有群众性、仪式感的纪念活动。
最后，商业化开发必须适度、合理，避免红色遗产“褪色”甚至“变色”。必须看到，一项遗产的开发利用，如果过度追求经济价值，其蕴藏的精神价值，就可能导致所谓“工具理性”的滥用而使之遭到减弱甚至湮灭。这种对待遗产的方式，根本就不能算是传承和保护，反而有可能是对遗产的一种亵渎和破坏。
“文化线路”是当前世界文化遗产推出的一种新类型，也是一种新的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引入这一新型遗产保护所倡导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来构建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网络化保护体系意义极为重大。
其一，可实现该市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保护的联动和协同，克服当前多头管理体制性壁垒造成的红色遗产保护单打独斗的离散状态，实现遗产传承和保护的集群效应。这当然意味着该市应当建立一个遗产协同保护的统筹协调机构，
其二，可延伸和拓展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保护范围。“文化线路”突破了“文物”才是遗产的传统观念，强调要从多维视野审视文化遗产的价值特性，并将遗产保护的形态范围从“点”扩大到“线”进而拓展到“面”即遗产环境[9]。运用这一理念来传承和保护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无疑可使这一红色遗产更为丰满，保护更具立体效果。特别是可实现对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其中蕴含的工业遗产的“一体保护”，可实现对其今天的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让她“从红色中走来，向绿色中走去”。
其三，可对接国内其他区域的遗产保护。追溯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生成踪迹，其实在历史上也存在两条“文化线路”，一条是产业路线，即由汉冶萍公司为龙头的连接上海、武汉、黄石、株洲、萍乡等工业城市的工业组织、生产、运输路线；一条是革命路线，就是从毛泽东来安源开启的工人运动路线。这条路线当时属于株萍铁路及渌江一线，连结着湘鄂赣三省，安源属于其中一个重要支点。不难看出这两条“文化线路”存在暗合融汇之处。今天沿着这两条路线，可形成一个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文化链条。而顺着这根文化链条，就可将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有机融入到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网络。
数字化是当今时代最显著的文化特征，对于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来说，数字化首先意味着是它必须积极应对的一个文化环境。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红色遗产要想获得更有效的传承和保护，就很有必要进行一场数字化建设，实现遗产的“文化换装”，即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化形态，使其获得一种数字化生存的新文化生态[10]。
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数字化建设，不仅仅是指建立一个关于她的资源数据库，它还包括运用虚拟实现技术、人工智能、多媒体互动等技术对这一遗产进行文化展示、传播、生产、消费和创造。开展这一数字化建设及其实现“文化换装”，对于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以及这一红色遗产本身都具有莫大的助益和影响。
首先是可明显改进和提升这一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效果，真正让遗产“活”起来。例如，借助VＲ与AＲ等虚拟技术赋予和增强遗产的可体验性和参与性；又如，将遗产资源接入“两微一端”平台，可成倍的扩大和放大遗产文化传播的范围和效果。需要说明的是，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不能仅是供当地人孤芳自赏的“地方记忆”，她应当走出萍乡、走向全国。
其次是有助于增强这一遗产本身的时代感和吸引力。在数字化时代，一种遗产必须获得新的文化形态，否则就难以有吸引力，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数字化传播、生产、消费及创新。数字化也是一种文化创新的有效工具，它可通过所谓的技术重构和再造解读，激活遗产资源，赋予其以崭新的文化生命，使之成为能够被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的文化产品。
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背景下，各项工作都将纳入法治化的治理轨道，对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自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重视和运用法律手段进行遗产保护，也是许多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和积累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如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都专门制定和严格实施了保护本国文化遗产的法律。
我国关于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专项立法始于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颁布，近年来则明显加快了立法步伐，先后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1）、《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6）、《公共图书馆法》（2017）、《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等。但是，依据现有的这些法律来开展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显然远远不够。除了其规定过于宏观，缺乏可操作性外，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上位法的立法保护针对性也不强。目前国家还缺少一部专门针对红色遗产、更别遑论工人运动红色遗产保护的法律。
根据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的授权，萍乡市作为设区的市获得了对本市“历史文化保护”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立法权。为了加强对本地包括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提升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法治化水平，该市应当启动相应的地方立法工作。通过地方立法，对安源工人运动红色遗产传承和保护的保护范围、管理机制、资金保障、责任承担等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明确和规范，并结合本地实际，设计和提供一套诸如在“类型化保护、本土化保护、社会化保护、商业化保护以及数字化保护”[11]等方面具有本地特色、又可具体操作的制度规范和措施手段。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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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裴宜理. 重拾中国革命[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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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元. 红色文化遗产的协同发展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2）.
[9] 李林.“文化线路”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4）.
[10] 温婷, 文侃, 陈焱. 抢救与换装：赣傩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文化价值[J]. 新余学院学报, 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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