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
【作者机构】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来 源】《东岳论丛》 2024年第2期
新型工业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历史发展趋势与时代发展需求,高瞻远瞩确立的重大决策。从概念内涵上讲,新型工业化是数字智能的工业化,它与传统工业化构成了彼此对应的一对概念。比较而言,新型工业化以智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为基础,摈弃陈旧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生产方式,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力迭代更新重要的产物。
历史地看,新型工业化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是发展经济学领域中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概念,最初指的是充分运用最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来加速科技进步的工业化,是高经济效益和强市场竞争力的工业化,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工业化,是能够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226)。以往依托人海战术、追求规模化开采、强调大拆大建大扩张的工业生产方式,在数字技术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当下已然不适用,同时也不利于资源日益枯竭、污染日趋严重的自然环境,亟需作出必要的调整或改变。简言之,新型工业化是强调高质量发展的工业发展形式,是对于以往工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进行的调整升级。
当今世界,工业生产已经走向了全球化的资源调配与市场分配,凭借“总部模式”、以技术研发而非产品生产为导向的新型工业化,事实上早已在发达国家成熟壮大,产生了较高的科学与经济效益。但与此同时,部分发达国家也依托新型工业化生产方式控制生产上游,通过一系列原创性技术垄断,大搞技术霸权,甚至个别企业还与所在国家政府一道,以技术单边主义限制合理的技术转移,通过“卡脖子”技术企图达到“一招鲜,吃遍天”的“赢者通吃”之目的。正所谓当今世界工业化水平的竞争,不再只是工人人数、资源总量与生产效率的竞争,而是一份药方、一块芯片、一张设计图纸、一套施工方案乃至一项专利的竞争。归根结底而言,正是新型工业化水平的竞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新型工业化既是应我国国家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技术更新需求的产物,更是在国际竞争当中抵御不确定风险、反抗世界技术霸权的重要武器。
以历史的眼光看,工业化背后是因为工业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形成的工业社会的伦理规范,其核心是工业文化(227)。自因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到工业时代以来的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业已构建出了一套以工业文化为价值内核的工业文明体系,它与农耕文明、商业文明并立为人类文明三大体系,是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精神动力。作为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体系,工业文化长期被视作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因此也被定义为一种动态现象,即指过去和现在的工业生产嵌入到人类的物理环境、社会结构、认知能力和制度中的一种意识形态(228)。早期工业文化的精神基础是对效率、产量与利润的追求,但这也是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根源,随着近年来新型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工业文化日渐受到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229)。可见新型工业化不只是具有高质量、高附加值、高产值与低碳排放等一系列新型特征的工业化,它还包括发展理念、决策观念与社会认知等一整套新型工业文化体系。
工业文化的载体是工业遗产,而工业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其保护更新特别是再利用方式自有其特性。以我国的现实国情而言,工业遗产再利用较为普遍的一类方案就是“工转工”,即将传统生产空间改造为新型工业园区。但长期以来,工业遗产在改造中多注重物理空间与产业结构的“双更新”,缺乏对原有工业文化资源的合理挖掘与有效再利用,因此造成了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同质化。但事实上,作为工业记忆场所与文化生产装置,每处工业遗产都是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工业文化空间。在新型工业化日益得到重视的当下,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文化路径也受到了各界关注,工业遗产再利用在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亦不容忽视。
但就目前所见而言,相关议题在学界的探讨仍较为有限,主要集中于工业文化对工业化的反哺以及工业遗产、工业文化与工业史的理论研究等方面,相关论说虽体量有限,但仍为本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并部分回应了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有观点指出,工业文化作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它在观念上之于推动工业化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230),而且工业文化很容易和地域文化(包括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助推本地区支持工业化进程的意识形态动力(231),工业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对于工业化具有积极意义(232)。综上,目前学界的共识是:工业遗产作为工业文化的载体,新型工业化与其再利用有着重要的文化联系;能够服务于不同阶段工业化的文化路径,当然也包括新型工业化。而我国许多工业遗产空间的转型方向又正是新型工业化的生产空间。就此而言,工业遗产再利用之于新型工业化的文化路径而言,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价值。
借此,本研究拟结合文化遗产学、传播学与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从新型工业化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文化联系、新型工业化文化路径的内涵以及实现文化路径的机制等三个方面入手,对工业遗产再利用服务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文化路径及其机制予以深入探讨。
探讨新型工业化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文化联系,首先要理解“新型工业化”在今日中国时代语境之下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新型工业化的特征时,明确指出要“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233)。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不容忽视,一是“科技革命”,指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迭代更新,即通过新的科技来牵引工业生产力的高质量转型;二是“产业变革”,指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即通过新质生产力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变革。根据新型工业化上述核心要义,本研究认为工业遗产再利用与之有着如下两重文化联系。
1.依托新质生产力形成创新崇拜的新型工业文化
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本质是空间转型问题,即从传统生产空间转向时代所需的新型生产空间,这与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具有同一性。因为就目前工业遗产的空间转型方案而言,所有的转型都转向于再利用,即继续产生新的经济价值。长期以来,工业遗产空间再利用的方向都是代表传统生产力的传统产业空间。但随着技术、观念的变革,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它的出现不但推动了新兴产业的问世,更形塑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兴生产空间。例如,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上看,介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工业服务业(234)已经日渐发展壮大,并作为新型工业化的支柱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第二、三产业共同逐步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三元结构”,许多工业遗产园区正是以工业服务业为核心产业。相较传统生产力而言,新质生产力具有耗能低、碳汇高、附加值高等可持续发展特点,这促使新型工业化也须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
新型工业化在价值依归上追求可持续发展,而工业遗产再利用本质上也是基于“锈带”变“秀带”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锈带”本身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工业生产场景,存在着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污染大、能耗高、碳汇低以及附加值低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新型工业化的本质就是可持续的工业化,即以智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作用,以实现高附加值、高碳汇的可持续工业生产,两者在践行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上,可谓殊途同归。而随着全世界能源问题、气候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日渐加快,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了符合全世界主流共识的新兴文化理念,对低碳、环保生活及发展方式的追求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风尚(235),这在客观上也推进了新型工业文化的发展。
从概念的内涵来看,新型工业文化是实现新型工业化文化路径的意识形态基础。一方面,新型工业文化在精神资源上根源于传统工业文化,如工匠精神、效率优先、安全第一、集体主义等传统工业文化的精神内涵,同样也是新型工业文化的底色;但另一方面,新型工业文化又因新型工业化被赋予了时代含义,即弘扬新质生产力优势,倡导可持续发展,认同高碳汇、高质量、高附加值、高创新度等先进生产方式,是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工业文化体系。
以河北省保定市的乐凯工业遗址元宇宙数字科技产业园为例,此地原为20世纪50年代兴建的“保定八大厂”之一的保定胶片厂,属于污染重、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该厂改制之后留下大量工业遗产空间,2022年该地被改造为集精密仪器设计、人工智能设备制造、高端医疗设备研发为一体的工业服务业园区,成为了保定市进行“黑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有效地促进了新型工业文化在保定这座老工业城市的形成与传播。
新型工业文化打破了传统工业文化对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和大型机器设备的技术崇拜,转而追求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生物技术、量子通信与物联网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在理念上推动了从技术崇拜转向创新崇拜,进而有效地推动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2.实现传统工业生产空间与新型工业文化生产装置的意义耦合
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业生产谈不上文化,也谈不上审美,在“工业遗产”这个概念问世之前,人类对工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技术崇拜、技术批判再到技术崇拜的曲折过程(236)。但将工业生产空间视作文化生产装置,则是较为晚近的事情。简言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于已经废弃的工业遗址或设备进行审美,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遗物视作文化生产装置;第二个阶段则是对还在生产但已经有较长历史的工业空间(包括设备)视作文化生产装置(237)。这也是我们判断某物是否为工业遗产的一个通则:并不以是否还在使用作为判定是否为工业遗产的标准。可见,工业遗产空间可以同时兼具工业生产功能与文化生产功能。当新型工业企业入驻到传统的工业遗产空间之后,该空间仍然具有文化生产功能,而且是通过新型工业化的理念为传统工业空间进行文化赋能,使之成为新型工业文化生产装置。
据笔者统计,目前全国大约有超过100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遗产园区属于工业服务业园区,如南京“红创Park”产业园(南京战斗机械厂旧址)、杭州新天地园区(杭州重机厂旧址)与上海“智慧湾科创园”(上海第三毛纺织厂旧址)等,新型工业文化已经在传统甚至一度被废弃的工业生产空间当中生根发芽,一批头部或“独角兽”新型工业企业,依托旧有工业遗产资源,在城市内部构建了新型工业文化高地,并形成了一批附属空间如创业咖啡、共享食堂、园区主题书店乃至产品发布中心与直播推广中心等新型工业文化的载体,赋予了传统工业生产空间新的时代文化含义。
工业遗产作为具有传播工业文化功能的记忆场所,既由传统工业空间所呈现,同时也是一个标准的空间生产装置(238)。因此,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之下,势必要朝着更具生命力的新型文化生产装置转型,这是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大势所趋。传统工业生产空间与新型工业文化生产装置实现意义耦合之后,突破了传统工业生产空间只具有生产职能、工业遗产只能传播传统工业文化的局限性,形成了对传统工业空间的文化再度赋能。
新型工业化作为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其实现路径多元,包括经济路径、科技路径、文化路径等多个面向。前文已经论及,之于文化路径,工业遗产再利用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路径,也为服务新型工业化进程赋予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具体来说,文化路径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传承工业精神、延续工业文脉与重塑工业美学等三个方面。
1.传承工业精神
工业精神是工业文化的升华,其中包含了爱国奋斗、自力更生、创新创造、精益求精、团结协作、诚实守信等情怀追求和价值取向(239),与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及企业家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着密切联系。工业精神不止对传统工业生产有着重要的意义,之于新型工业化而言,也有不可忽视的激励作用与促进价值。因此,传承工业精神是实现文化路径的前提措施。
要搞好工业化,离不开工业精神的激励。可见传承工业精神事关工业化发展大局,新型工业化也不例外,就具体实践而言,对工业遗产积极有效的再利用是传承工业精神的重要途径。工业遗产具有丰富的工业文化资源,是从事工业生产的物质空间,每一处工业遗产空间背后都有独一无二的历史,所蕴藏的创业史、奋斗史与技术革新史以及具有凝聚力的集体记忆,都可以凝练出各具特色的工业精神。作为一种特殊文化遗产,工业遗产所传递的工业精神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源自对物质空间所承载先进文化的提炼。如一处“三线”工业遗产,反映了敢于创业、勇于开拓、愿意奉献的“三线”精神。“三线”工程虽已成往事,“三线”精神却不会过时,并且对新型工业化而言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激励作用。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看,在所有行业中,工业精神之于工业的积极效应,远超其他行业。例如,一处“一五六项目”工业遗产,如果将其改造为餐厅、酒店,充其量只能打造为具有一定特色的“工业风”休闲消费空间,而大量具有激励、社会教育功能的先进工业文化资源,如劳模事迹、劳动竞赛文化等,却因难以适应休闲产业的需求而处于被边缘化或被闲置的状态;许多可以讲好红色工业故事的工业文化资源因缺乏受众而处于逐渐被遗忘的局面,这势必弱化了工业精神的传承弘扬。但如果改造为依托新型工业的产业园区,相关工业精神完全可以被挖掘出来,成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激励创新、促进生产的精神动力。以北京大华无线电厂旧址的再利用为例,该厂为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国有大型重点企业,多次独立自主完成国家计划内的科技攻关研发项目,“大华精神”是我国无线电领域自主创新的精神典范,也被称为“中关村之魂”。该厂历经改制腾退之后,原址如何再利用一度引起讨论,最终考虑到历史文脉的延续性,改造更新为“大华公司768创意产业园”,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为主要产业,蕴育了一大批头部研发企业,“大华精神2.0”应运而生。
2.延续工业文脉
所谓工业文脉,是指基于集体记忆且具有可延续性的工业文化传统,它与城市文脉、区域文脉有着密切的关联。宏观来看,工业文脉构成了工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环境,一座城市如果工业文脉厚实,当地工业就拥有较为厚重的社会观念积淀与群众基础(240)。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无疑要重视延续工业文脉,从而为产业结构转型与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做好外部的文化环境铺垫。因此,延续工业文脉是实现新型工业化进程之文化路径的关键一招。工业遗产再利用在延续工业文脉方面自有其积极意义。以武汉市青山区武钢工业遗产的再利用为例,武钢是我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凝铸了以“共和国长子”而闻名的武汉工业文脉,武钢与武汉长期被联系在一起,武汉也被称之为“钢城”。但随着国家对于钢铁产业结构的布局调整,武钢所在的青山区也开始朝着新型工业化的方向转型,借助“武汉光谷”的人力资源与发展经验,利用武钢旧有厂房打造“武钢云谷”产业园,以设计、生产智能制造装备、智慧交通设施、低碳能源设备等新型工业为主要产业,逐步构建起了华中地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高地,推动武汉从“钢铁之城”向“云光之城”的转变。
工业遗产本身是工业文脉的载体,但工业遗产再利用未必都能积极有效地延续工业文脉,如果利用不当,还会损害工业文脉。对于一些工业文脉丰厚、历史积淀深厚的工业遗产,更要注意对工业文脉的延续以及如何延续,这既需要提高认识,也需要社会各方的群策群力来共同实现。近年来随着工业旅游的兴盛,不少以“黑科技”研发为主的工业服务园区,主动与社会对接,利用自己的生产空间与旧有工业遗产建筑,开展研学、科普等工业旅游项目,如前文所述之上海“智慧湾科创园”,园区内部设有VR-AR体验馆、数智制造工场、麻省理工“微观装配实验室”等工业旅游空间,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教育作用,成为了鼓励青少年关心热爱工业技术、开展科普研学的重镇,在延续工业文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目前上海一处重要的新型工业文化重镇。
3.重塑工业美学
工业美学是指将工业活动、工业空间乃至工业技术都作为审美对象,是工业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工业文化的一个主要面向。任何审美体系都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时刻处于变化、发展当中的,它既受到时代对审美主体的影响,同时自身也因为时代变迁而产生各种量变或质变(241)。工业美学也不例外,正如前文所述,早在“工业美学”这个概念尚未问世之前,人们对于作为审美对象的工业在态度上就产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之下,工业美学势必要得到重塑,也应当重塑,这是在文化路径上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之举。
工业遗产再利用本身就是型塑工业美学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当工业建筑被改造为第三产业空间时,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型塑与传播工业美学。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工业美学的基础是传统工业生产,核心是传统的工业文化。在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演进大势下,如何将传统工业美学重塑为新型工业美学,应是工业遗产再利用新的时代任务。新旧工业美学,实际具有相同的一个审美核心,就是对新兴生产力的肯定,借用茅盾之语就是“机械的颂赞”(242)。新型工业化虽然“新”,但仍是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归根到底仍是对新兴生产力的肯定,只是传统工业美学所追求的是传统生产力,而新型工业美学所追求的是更新的新质生产力。新型工业空间导向下的工业遗产再利用,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赋予了“旧瓶”新的活力,对旧有的工业美学赋予了新的含义。以江苏省南京市的“新都市产业园”为例,此地原为南京第二机床厂厂房,2020年底,南京市政府将其确定为“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予以空间再造,设计师以红色为设计底色,通过灯光秀、墙绘等表现形式,依托旧有工业遗产,充分地展示了以“黑科技+红色工业”为形式的新型工业美学风格,形成了对既有传统工业美学的重塑。
需要说明的是,重塑工业美学并非否定传统工业美学,而是通过对传统工业美学的赋能,形成新旧相生的新型工业美学,新型工业美学传承弘扬了传统工业美学的雄浑、力量与凝聚力之美,又赋予了新型工业化科技之美、创新之美与数字之美,从而积极有效地重塑了工业美学。
所有病例均使用双功能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飞利浦iU-22超声诊断仪）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由接受过全国脑卒中筛查培训的高年资医师进行检测，以美国放射学年会超声会议公布的诊断标准，颈动脉狭窄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正常、轻度狭窄（＜50%）、中度狭窄（50%～69%）、重度狭窄≥70%。
文化路径要落实,重在实现机制,即将文化路径落实为具体方案的路线图。就工业遗产再利用服务新型工业化进程而言,文化路径在实现机制上主要包括场景再造与文化创新两重向度,场景再造属于物理空间层面的实践,文化创新则属于意识形态空间层面的实践。
1.场景再造
从场景理论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场景事实上是一种媒介,包括物质空间与虚拟场域(243)。工业遗产再利用是对旧有工业物质空间的改造,但新型工业企业的介入不只是对原有物理空间的占据,更是对于传统工业文化场景的重构;新型工业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不但要借助传统工业文化资源,还要借助工业遗产本身的影响力,此即为场景再造。简而言之,场景再造指的是通过新型工业化的介入,以工业遗产再利用为实践路径再造出新型场景,使新场景不但具有弘扬传承新型工业文化的重要功能,更可让公众感知新型工业化的核心价值及其时代意义。就此而言,场景再造是文化路径实现机制的重要向度,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基于参与性对工业遗产场景的重构,将不具有互动性的工业生产场景再造为具有可参与性的工业生产场景。
传统的工业生产场景并不具有互动性,“生产重地,闲人免进”是许多老厂区大门前的标识,有些老厂矿还属于“三线”国防企业,长期门禁森严。当这些厂区转向新型工业化的园区时,最大一个特征就是出现了园区物业这一营利性的管理主体。基于园区在市场化环境下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先前不具有互动性的工业生产场景势必自动转变为了具有可参与性的工业生产场景。这一场景重构主要体现在园区内部结构的重构上。以往“一区一厂”通过工业遗产再利用变为“一园多家”,新型工业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其产业属于智力密集型。许多工业设计或高新技术研发型企业,占地空间小,员工数量少且碳汇高,以往一个单一厂区改造为园区后,往往能容纳多家甚至几十家企业,出现了由园区物业建设的大量商业化共享空间。事实上,上述空间也是园区所在社区的公共空间,这大大增加了园区的可参与性。以依托云南省昆明市重工机械厂旧址改造的茨坝生物科技小镇为例,“昆重”厂区始建于1958年,是直属国家部委的国防工业大型企业,2020年该旧址启动“茨坝生物科技小镇”改造项目。目前该园区已经引入多个具有高新技术研发、生产能力的生物科技龙头企业,建成了一批以共享食堂、社区便利店、主题公园、体育健身场馆为代表的城市舒适空间,成为新型工业与民生场域融合的重要公共空间。
二是基于“人民城市”愿景对工业遗产场景的重构,即将封闭式文化空间场景再造为开放式文化场景,构建“工业生产+工业旅游”的多元产业复合共生的新格局。
传统工业生产空间受制于“企业办社会”的传统,空间内部形成了一套固定、封闭的企业文化体系,地理空间虽位于城市内部,却与城市本身有着巨大的隔阂,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文化空间,许多厂区内部不但文化观念、文化活动与外界差异甚大,甚至可能连方言都自成一体,成为了城市中的“工业桃花源”。随着传统生产空间转向新型生产空间,曾经的厂区成为了开放的园区,变为了城市的一部分,不但具备了前文所说的可参与性,甚至具备了可沟通性——城市居民可以通过该空间了解新型工业化的相关知识,空间成为了一个文化传播的枢纽,形成了居民与空间之间的良性对话,有力地促进了“人民城市”的建设愿景。譬如,依托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中国第一拖拉机厂“704厂区”旧厂房改建的“5G+XR元宇宙产业园”,目前已经成为了洛阳市民接触、认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空间。长期以来,洛阳以重工业闻名于世,高新科技产业基础薄弱,新型工业化起步较晚。2021年,洛阳市政府将“704厂区”旧厂房打造为以5G+XR、模拟载具与边缘计算等产业为主体的新型工业化企业园区,该园区一经开园,就吸引了洛阳市民特别是青年人的关注与来访,很快形成了洛阳市新质生产力的科普“高地”,为洛阳市新兴工业文化的传播、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近年来工业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开展工业旅游成为了新型工业企业一个重要的发展渠道,特别是个人通讯工具、新能源汽车、个人健康护理或智能家居设备等高精尖产品的研发、生产企业,因其行业内竞争激烈,往往需通过开展工业旅游来推广企业的影响力,以“工业生产+工业旅游”的方式进一步促进了开放性场景的再造。
2.文化创新
培育并丰富新型工业文化离不开文化创新,工业遗产再利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文化创新实践,即以空间与产业规划的方式,对传统工业文化重新赋能,使之具有新的生命力。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对传统工业文化的再阐释与对新型工业文化的挖掘与丰富两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工业文化积极有效的再阐释。前文已对相关理论问题有所表述,这里主要就如何实现的技术路径进行阐述。工业遗产再利用既是对物理空间的再造,也是对工业文化的创新。这当中既要通过对工业建筑改造后的展示,以及依托雕塑、墙绘、生活装置等景观的布置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传统的工业文化,同时也要寻求既有传统工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的文化联系,形成以今释古、以古鉴今的目的。
但据不完全统计,在目前以园区改造为导向的工业遗产再利用体系中,改造为新型工业园区大约占比五分之二,目前仍有不少朝着餐饮、旅游、零售等商业化街区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传统工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旁置,园区改造同质化问题突出(244)。千篇一律的改造理念也影响到了新型工业园区的建设,我们调研发现,有不少新型工业园区在建设中并不重视对传统工业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再利用,也未能有效打通新旧工业文化之间的联系,造成了相关工业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对传统工业文化形成积极有效的再阐释实施策略上,一是应当挖掘工业遗产的文化资源,尤其关于劳模精神、“三线”精神的高质量内容,借助新兴媒介形式与景园规划的方式予以传扬;二是尝试构建新型工业与传统工业之间的文化联系。以南京晨光集团为例,生产地位于洋务运动“四局”之一——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内,目前该旧址内除了文化装备用品生产的领军企业——南京晨光集团之外,还有数家服务于国防工业的航空航天高新技术企业,是长三角地区新型工业化的龙头园区,赓续了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报国的工业文化精神。不言而喻,新型工业“进场”之后,对于传统工业当中所蕴含的积极价值,也应予以进一步传播,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二是对新型工业文化的挖掘与丰富。目前新型工业化尚处于发展中,新质生产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新型工业文化尚未形成体系。丰富新型工业文化,显然不能只依靠新型工业生产,还需要对新型工业生产实践活动进行梳理与总结,这是实现新型工业化进程文化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遗产再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赋能作用。工业遗产作为传统工业生产空间,部分空间原属于历史悠久的国有大型企业,具有深远重大的社会影响,一些工业遗产或是地方文脉的主要载体,或在国史、党史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武钢之于武汉、鞍钢之于鞍山、葛洲坝之于宜昌等,就此而言,工业遗产再利用之于丰富新型工业文化的意义不容忽视。在再利用工业遗产过程中,应当重视工业遗产的品牌价值、群众基础以及舆论关注等事关社会影响的综合因素。举例而言,北京首钢园作为冬奥会场所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成为国家标志性工业遗产。冬奥会后,园区之前的制氧创新中心被改造为以无人驾驶、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为主的新型工业园区,借助首钢园的影响力、辐射力,成长为北京新型工业化的新高地,从而成为北京传播新型工业文化的重要阵地,且完全有能力在今后发展为京西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引擎。这是国内同类工业遗产再利用的一个重要参考方向。
探讨工业遗产再利用服务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文化路径,是事关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对策,新型工业化要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势必要重视文化路径,其中一个核心关键就是用好传统工业文化,培育好新型工业文化。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型工业化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历史使命,新型工业文化未来将长期处于发展期,在这个过程中要理顺两个关系:一是要真正地能通过工业遗产再利用构建新型工业文化,切实形成可服务于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文化路径,而不是流于形式;二是文化路径重在实践,工业遗产再利用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可行方案,其他方案的意义当然也不容忽视,文化路径要付诸实践并产生实效,须与其他方案形成配合机制,就此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需要各方努力的时代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