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华君1， 张继焦2
【作者机构】1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来 源】《宁夏社会科学》 2022年第5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41据此，国家相关部门在2020 年和2021 年联合印发了《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 年）》，这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在后工业化时代［2］的转型指出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但在具体落实中，须重新审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持守原真性保护却难以适应转型社会的发展需要与主张商业化利用却又造成本体性破坏”［3］之二元选择的困境，以及实操中保护方式的“文物化”、开发利用中有“型”缺“神”的“空心化”、重“有形”轻“无形”文化遗产而造成的“文化失语”［4］等一系列显性问题。还要据此在更深层次上思考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5］引发的社会诸要素及其资源配置关系的改变。这些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提出、实施和起效的内在构成与外在条件，更成为“十四五”期间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资源和未来指向，反过来又会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迭代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那么，如何看待并整合诸多社会结构要素并使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事实上，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作为一种可赋能多种产业的文化资本和资源要素而得到重视、激活、保护和开发利用，并使之形成一种内源性动力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已成为政界、商界、学界聚焦的议题。
在学界，以2006 年的中国首个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宪章性文件《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和陈东林的文章《三线建设：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6］96为发端，开启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研究。不同论者虽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理论视角，但出发点都离不开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本体问题，进而去探索其后工业化转型路径，大致形成了三个层面的研究取向。
第一层面是本体结构的研究取向，概念、类型和价值是学界的重要关切。在概念上，有的通过比照世界遗产的定义，认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是“三线建设时期和三线地区产生和创造的并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物质建设成就”［7］12；也有的根据时间、空间和产业三个维度，认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是“三线建设时期在我国西部地区建设的军工企业及配套服务于军工生产的企业留下的工业文化遗存”［8］。在类型上，有按照“事”和“物态遗存”两个维度区分了“三线建设遗产与三线建设的工业遗产”［9］；亦有根据功能现状，将其分为“遗址型、功能转换型和发展型”［7］14-18三种；另有从工业考古学的角度将其分为“以工业遗产为主体的核心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两类。在价值上，学界大都认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作为“新型文化遗产中最新的明星”［11］4，不仅具有“历史、科学、技术、社会、建筑美学”［8］、“文化景观”［12］、“政经制度”［13］和“旅游开发”［14］等价值，还可通过“民间文献开拓三线建设研究史料”［15］、“口述史”［16］和“档案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17］等途径丰富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研究，并不断挖掘其价值。第二层面是外在结构的研究取向，为了应对城市化、现代化和后工业化等外部压力而展开的实证研究。一种是从城乡区域分布着手，针对“大城市、山城和乡村中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不同现状和功能”［18］，聚焦“政策、资金、交通”［18］和“遗产权属关系”［19］109等方面的被动应对策略；另一种是从建筑与城市规划入手，结合城市有机更新［20］68、城市复兴［21］等理论，展开的大量遗产保护与适应性再利用规划设计研究。如在渝、川、贵、青和宁等省区市的三线建设地区，以三线建设企事业单位为依托，通过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纪念馆、旅游景区、创意产业园、主题酒店、遗址公园、军事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4］等多种形式进行规划实践。第三层面是自扩或自生结构的研究取向。近几年学界逐渐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置于乡村振兴、文旅融合［14］、特色小镇建设、城市文脉延续、军民融合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2］等多种场域，力图互促共进。
综上，学界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本体结构研究成熟，学科对话日益增强。其中，由于社会科学类的相关学科传统使然，研究上侧重此类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类型梳理、价值阐释和资料累进等方面。在现实背景下，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不仅是一种文化遗产，还是社会变迁的一种文化自觉，也是社会结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见证和新的起点，故对其本体的认识，可从文化遗产变迁层面转向社会结构转型层面，并由此展开学理反思。二是外在结构影响下的被动策略分析有余，实践案例不胜枚举。其中，自然科学类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因学科优势而聚焦在保护与利用的实操层面，实效显著且兼顾理论研究，但呈现出古典文化结构—功能论分析范式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二元选择的困境。三是自生结构的研究转向，主要是通过不断挖掘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新价值，探索其后工业化转型的新路径，但大多是在某种经济机遇、特殊社会活动等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场域中进行价值延伸，且自主能动面向少有提及。在笔者看来，对上述三种研究取向的再认识，正是探究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后工业化转型议题具有更大价值的分析面相。基于此，力图在拉伸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本体结构研究传统链条的基础上，以当前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后工业化转型的困境即保护与利用的分野为中心，对其在经济社会转型场域中自主能动性的发挥及其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就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关切。
学界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从本体到外在，再到自生结构的研究转向启示笔者：要看到，面对动态的经济社会结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结构—功能转型并非是一味地被动，还可以是主动的，如李培林所言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23］。同时，基于中国如何在后工业化时代创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现实需求，“当前，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已出现后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特征即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持续上升并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比重，标志着中国从‘工业主导时代’进入‘现代服务业主导时代’即‘后工业化时代’。由此，需要通过新型工业化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问题，既要在转型思路上跳出以往的被动应对，也要在实操方式上走出以往本体保护与实体利用的分野，力图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这一角度，为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探寻新思路和新方法。
首先，在认识论上，笔者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视作三线建设工业化结构体系与结构要素的综合体，也视作三线建设工业化现存与遗存的连续体，故可将其视为三线建设工业化的“结构遗产”［24］。由此，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可以说是三线建设工业化结构体系与要素功能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再结构与再转化，即“结构遗产再生产”。其次，在方法论上，运用张继焦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24］，从三个层面分析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在动态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如何通过自主能动的结构—功能转型来培育竞争优势、配置相关资源和促进产业集群，为地方经济社会形成内源型发展动力。由此，可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思路和实操经验作出反思。最后，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24］这一基本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促进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再思考和再探索。
认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除了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这个语境切入，还可以从“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5］这个角度来把握。
历史地看，自1964年三线建设开启至1983年进入调整改造阶段，在这场跨越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宏观上将大量企业布设“在西南的川（含重庆）、贵、云，西北的陕、甘、青、宁，还有湘西、鄂西、豫西、晋西、粤北、桂北等13个省区”［25］95。微观上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并多以分散式进行建设。建设的企业包括核、航空、航天、兵器、电子等国防科技企业，也包括煤炭、石油、冶金、化工、电力等基础工业企业，还涉及工具、仪器、机床、机械、设备等制造业企业。三线建设工业化不仅带来了大量外来移民，还带动了三线建设地区的城市化，如四川的攀枝花、贵州的六盘水和宁夏的石嘴山等，更带动“诸多配套行业的快速发展，如以成昆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行业、以水电和火电为代表的能源工业”［13］等。可以说，三线建设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也是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孕育阶段。进入调整改造阶段，三线建设工业化现存与遗存在多种社会力量、社会主体和社会语境的合力中逐渐成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在笔者看来，此类遗产作为一种“大历史”变迁的产物，不仅具有一般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等基本特征，还具有特殊的发展逻辑和若干独特属性。
首先，梳理经济体制变革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特有的历史根基和形成逻辑。三线建设的开启是以“1949 年之前中国的工业化、学习‘苏联模式’和国际局势的骤变为前提展开的一次全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13］。以国防和基础工业为主的三线建设，成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变革、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老重工业基地振兴、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和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基础与新的起点，也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宝贵的文化遗产，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历史效应。当前，正在发生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后工业化转型，意味着对于既有历史的再选择。而选择能否成功，须看其在保留历史选择合理性的同时，能否化解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和三线建设企业迭代升级及其“单位制”社会转型问题等。而且，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并不是实施简单的保护与利用，也不是要恢复到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化，更不是要去工业化，而是要在后工业化时代处理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社会结构调适、三线建设企业创新发展与现实诉求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其次，结合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结构转型［5］，我们可以看到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还具有若干独特属性。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三线建设企业转型及其“单位制”改革、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语境的倒逼中，三线建设工业化现存与遗存逐渐成为一种文化遗产的子系统，由此成为社会各界的重要关切，更被寄希望于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和资源要素，即成为新时期资源有效配置、企业有力竞争、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载体。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所处的结构性位置，逐渐成为“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互动博弈的一面视窗。同时也因其具有的“有形与无形”、“现存与遗存”的多重面向而时常处于张力之中，还因为在保护与利用中不断出现的无力保护、低效利用和过度开发等问题而进入政策实践议程和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同时，学界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语境下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概念、类型和特点等本体问题的阐释，观点既有不同也有重合且视角各有侧重，均为正说。那么，如何才能更加系统地兼顾各个视角来把握此类文化遗产的本体呢？我们认为，从中国式现代化两个同时进行的重大转变这一新视角来把握，可让我们沿着经济体制变革这条主线，重新思考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本体问题；也可让我们借助社会结构转型这面透镜，重新认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本体结构。
从转型社会学［5］来讲，集特定历史和文化遗产于一体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产生并仍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之中。作为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词——社会结构是“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26］。同时，根据三线建设工业化的社会结构要素构成形式、规范体系和关系网络三个理解维度，可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划分出三个层面。
一是实体性结构遗产。它是指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由一些作为三线建设工业化实体的社会基本单元和社会结构要素而构成。这些实体通常看得见、摸得着，也最能体现三线建设工业化结构体系的客观性。进一步来讲，一种是三线建设工业化社会结构要素作为单元实体构成的实体性结构遗产。例如社会群体层面的“三线人”及其后代，社会组织层面的三线建设工厂及与之配套的厂房、设备、交通、医院和学校等设施，社区层面的三线建设工厂生活区等。诸如此类的单元按照一定的布局、秩序和原则整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三线建设工业化的实体性结构遗产。其实，每个单元自身都具有内部结构，也都作为实体而存在，亦由此须更进一步来把握这种实体性结构遗产。另一种是三线建设工业化社会结构要素作为结构实体组成的实体性结构遗产。例如社会群体结构中职业、亲缘、利益、领导等群体，社会组织结构中不同组织的规范、地位、角色、权威等要素，社区结构中的人口、地域、设施、文化等构件。可见，这些单元、结构及其内部结构的现存与遗存均以社会实体而存在，三线建设工业化实体性结构遗产也正是这些构成元素的有机统合。这些作为现象层面的实体性结构遗产，既是“三线人”日常生产生活中最经常接触的，也是学界经验研究中最直接关注的。
二是规范性结构遗产。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上述群体、组织、社区等单元及其要素，既以社会实体而存在和外显，也以社会规范而存在和内隐。因为人们围绕三线建设工业化展开的种种社会行动并非无序，是要受其所在群体、组织、社区等制约的。这些实体在作为社会规范的同时，还从不同维度、多种方面、以各种形式规定着人们的社会行动，从而形成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社会关系等相应的规范，三线建设工业化方可有序进行，三线建设工业化社会方可良性运行。宏观来看，在政治层面，如三线建设开启和调整改造时期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与方针政策［8］；在经济层面，如三线建设工厂企业的生产计划和销售渠道等；在制度层面，如“大分散、小集中”的建厂布局原则和“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再如三线建设企业的规章制度、工艺流程和操作规范等；在文化层面，如“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又如来自五湖四海“三线人”不同的文化传统乃至长时间在“典型单位共同体”中形成的组织文化及亚文化等。微观来讲，首先，在三线建设企业组织中，职业群体势必先要通过一定的生产活动来满足其基本需要，故需有一定的经济规范来规定群体的行动目标，而目标通常是由组织确定，因而又要有一定的政治规范来协调、管理组织和统一行动，以期生产达标。其次，组织达标和人们生存需要社会有序运行和社区有机发展，这需要文化规范从多维度、多方面整合人们的社会行动，还需要社会关系规范从多形式、多渠道调节人们的相互关系，更有赖于政治规范从多层面、多领域保证此种社会结构的稳定。三线建设工业化的每一个实体要素都具有自身结构及次级结构，它们可作为单元实体也可作为结构实体，而且此类社会基本单元的结构也都由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社会关系等规范组成，同时还具有相应的实体来实现“维持稳定、生存需要、达成目标、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等功能”［26］。由上可言，三线建设工业化规范性结构属于功能层面的社会结构。那么，这种三线建设工业化遗存与现存的规范性结构遗产亦可归属为功能层面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不可忽视的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三线建设工业化实体性和规范性结构已发生巨大改变，实体性和规范性结构遗产也同样面临社会转型的巨大考验。如果这种无形遗产不能得到有效赓续，那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便是无源之水、空壳一副。
三是关系性结构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不仅具有实体性，作为一种有机整体，它并不是由三线建设工业化现存与遗存的社会基本单元和社会结构要素机械相加，而是按照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资源配置关系组合而成。这些秩序和关系也正是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本体结构更加本质的层面。除了上述实体性和规范性结构遗产所涵盖的结构与要素关系、功能分化与有机统合的关系，还包括其他关系角度下的类分。如根据产业结构关系，大体可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分为三类：制造类（机械、化工、冶金等）；资源类（电力、钢铁、煤炭等）；服务类（科研院所、医院、学校、交通等）。三类产业之间存在互为依托、良性循环的辩证关系。又如根据城乡结构关系，可分为城市、城郊和乡村山野中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起初，基于战备考虑，三线建设企业按照“靠山、分散、隐蔽”原则选址建设。在调整改造时期，一部分从乡村山野迁至城郊，但城市化浪潮又使原位于“城郊的工厂企业被逐渐并入城市，也有一些大型工厂企业发展成为城市。”［18］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看到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具有三种独特面向，抑或说存在现象层面的实体性结构遗产、功能层面的规范性结构遗产和本质层面的关系性结构遗产。由此可进一步看到其本体结构是集社会实体、规范体系和关系网络于一体而存在，且互为表征、统筹联动。目前，关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本体结构研究及其由此展开保护与利用路径的探索，较多集中在现象—实体层面，而从功能—规范层面和本质—关系层面进行的探讨相对较少。同时，基于社会结构的持续转型和诸多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社会结构转型这一研究视角的引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动态地认识、理解和把握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本体结构。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本体问题的复杂性及本体结构的特殊性，使我们认识到对其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性。虽然保护与利用是当前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后工业化转型的主要路径，但需进一步厘清这种研究思路与实操方式所面对的二元选择困境及其原因。这对于推进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应用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方面，基于历史悠久的固有认知一度影响着人们对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文化认同，以致对其保护姗姗来迟。其实学界也是如此，如唐晓峰曾在《对工业遗产的认同》一文中，对留学美国时一次考古学课的反思：“教授布置发掘实习的对象是一座废弃的水电站时，我暗自发笑‘并笑话美国人没有历史竟残到这种地步’。”［27］后来意识到“废弃的水电站属于‘过去’，属于‘历史’，而我当时体会不到这一点。”［27］另一方面，多种价值的被发现、被重视，又逐渐使人们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产生认同。如单霁翔早在《请来保护我们的工业遗产》［28］一文中，结合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下塔吉尔宪章》、首钢搬迁后的厂址规划、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自己的工人经历等方面，从国际话语、现实案例、遗产价值和情感归属等角度，强调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同样如此，且更具独特意涵。由此，近些年不同学科就此议题作过很多研究，故不赘述。但需要提及的是，此类遗产的学术价值不可小觑。以三线建设及其工业遗产为研究对象的诸多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的获批，以及大量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城市规划实践，无疑说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逐渐成为文化遗产或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领域。事实上，该领域的议题非常广泛，既可关联历史与当下，又可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实践，还可连接理论与经验研究，可谓是一座“学术富矿”。但也正因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在时间上是离我们最近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保护也曾一度被政界和商界所漠视。
随着政府和相关企业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认知的改变，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从“发展包袱”变为“资源宝库”。事实上，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课题，还是很多三线建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难题”。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商业用地的紧张和人们对其价值认识的不足，大量遗产被闲置，只有少部分得到有效保护，更多的是被随意占用、被粗放式商业利用、任其自然荒废甚至被拆除，最后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品”。从企业转型的角度来讲，随着经济体制变革、产业结构调整和后工业化时代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企业遗留了大量的矿坑、设备、厂房、厂址和生活区废旧建筑等，它们不同程度地导致了植被破坏、地质灾害、水资源污染和有损城市形象等一系列“城市病”。这些遗产一度被视为城市和企业的“发展包袱”。对此，笔者调研中发现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给出过几乎一致的理由——两难抉择：重视遗产保护，需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并要占用很多具有商业价值的空间，由此会对城市发展和企业转型带来负担；任其消亡，又会造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失忆，进而弱化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需指出的是，从2006 年国家文物局通过《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至2021年国家多个部门联合颁发《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其间大量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与利用。尤其在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和文旅融合的新语境下，在政府、企业、商业精英、地方文化者、“三线人”及其后代共同参与下，此类遗产被重视并被激活，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本。一度被视为“发展包袱”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正成为地方经济社会转型的“资源宝库”。
据了解，社会各界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看法和方法很多，但归结起来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路或陷入一种二元选择的困境：一种是持悲观态度的人们，认为此类遗产大量被损毁、被拆除，情况危急，强调原真性保护，以待时机成熟；另一种是持乐观态度的人们，指出大量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具有潜在的市场价值、商业效益，亟待开发，主张商业化利用，以期立竿见影。
就前者来讲，其主要模式是博物馆、纪念馆、遗址公园和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文化场馆的营建。有的是以城市中或城郊的三线建设企业为基础，通过“借厂当馆”或“依厂为园”的形式展开实践；有的基于原有厂区已变为商业用地或老旧建筑已拆除殆尽，于是“择址开馆”或“原址建馆”；也有的因企业倒闭以致无力保护，只能将荒废的单体建筑、整个厂区和生活区设立成文物保护单位且暂不对外开放，以期保留最后的形貌。当前，很多场馆虽已建成，但存在“修旧如新”的做法，展陈方式单一、展品种类单调、竞争优势不足甚至出现多地场馆同质化的情况，以致社会效益和项目回报并不高。原本是想通过三线建设工业化产品、设备、图片、档案文献、视频等现存与遗存来保存三线建设工业文化，但在后期营运中，不少场馆出于各种现实考虑并未“将其作为重点甚至不再出现，反而使得这些文化被不断消失”［4］。也有场馆将三线建设工业化的历史呈现、产品展览、文创产品研发、“三线人”及其后代就业培训、产学研基地、工业旅游路线等融为一体并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如国内面积最大、展陈最全、藏品最多的三线主题博物馆——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据统计，自2015年以来，该馆已接待国内外游客180余万人次［29］。
就后者而言，创意产业园逐渐成为其开发利用的主要模式。一般是通过元素马赛克、文化再组合和空间再利用的方式实现其结构—功能的再创造。这对于解决城市用地紧张、增值城市地块、丰富公共文化和带动经济转型确实可起到作用。尤其在北京798 艺术区、上海M50 创意园、成都东郊记忆和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的带动下，很多三线建设企业以此为范本，改造原有厂房、建筑、生活区的空间和结构并保留一些以往的产品、设备和标识，同时添置一些艺术、时尚和猎奇的元素，引入一些新业态，以期实现市场价值和商业回报的最大化。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诚如学者所指：如此的“内容、形式、空间甚至名称的同质化，不仅削弱了遗产的原有价值”［30］181，还使其内涵缺失，更面临同质化竞争的巨大风险。倘若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商业化利用继续沿着创意产业同质化的路子走下去，那么距其本真只会渐行渐远，而且离开其历史、文化、制度和情感价值乃至三线精神等无形遗产的创新利用，它的后工业化转型将成为无本之木甚至断根丢魂。
综上，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方式的“抢救化”和“文物化”、开发利用中有“型”缺“神”的同质化和空心化，以及实操中因重“有形”轻“无形”文化遗产而造成的“文化失语”［4］等显性问题，与人们的固有认知、遗产的权属关系和行动主体的本位主义倾向存在直接关系，也由此形成了一种保护与利用的二元对立。一是因采用部分性而非整体性视角，以致只见遗产的原有社会结构而不见其功能的再生性，从而持守原真性保护却不能适应转型社会的需要；二是因采用静态而非动态的视角，以致只求遗产功能改变的利益化而忽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原有社会结构的内在连续性、外在关联性和整体转化性以及地方文化持有者的情感诉求，进而主张商业化利用却又造成本体性破坏。换言之，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文化上的可贵性和物质上的可用性塑造了对其保护与利用的最初意义，而由此衍生出的种种价值和关联到的多方行动主体，又进一步催生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分野。但与“可贵性”——实践路径强调保持其本真不同，“可用性”——实践路径更注重遗产的功能转化以及与外部市场的互动。持此观点的行动主体普遍认为，可用性意味着一种价值增值状态，然而对于增值的深入理解需要超越单纯的物质化认知和利益化导向。而且，文化赓续的低效和文化内核的缺失，对其保护与利用也只是抱残守缺、邯郸学步。两种方式在关注点上虽有差异，但保护与利用的初衷是一致的。由此，作为融合上述分野的尝试，本文在引入“结构遗产”分析范式［31］和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基础上，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提供一套新的分析框架。
前已述及，三线建设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是相互依存、统筹联动的，即便是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带动的城市变迁和市场整合乃至近些年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也同样离不开这种资源配置关系，更离不开结构遗产的作用。由此，笔者立足文化遗产可开发利用的角度，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视作三线建设工业化的结构遗产。一方面通过说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如何在后工业时代实现其体系与要素的重构与再生，旨在创新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机制；另一方面提供一套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自主能动的结构体系再结构与要素功能再转化的“结构遗产再生产”分析框架，以期走出保护与利用的二元选择困境。
就实体性结构遗产来讲，这一层面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大多是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且通常带有地方性。那么，可以其（如三线建设企业现存与遗存规模较大的、布局较完整的建筑群）为主体或基础框架并在保持基本原真性的同时，将其营造成景点、景区、产学研基地、创意产业园、商业综合体和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等，目的在于使其自成体系。也因其现存与遗存本身（如三线建设工厂企业的生活区、街道、厂区建筑结构和建筑群及其布局）就可作为一种“自扩结构”抑或说“物质性自生结构”，所以，可对其进行文化、旅游、教育和商业等多业态的规划与设计，以实现自我资源配置，即通过培育、搭建和重构新的社会结构，使其社会功能实现再生产。虽然这些遗产的原有功能会发生很大改变（如首钢成为北京冬奥会举办地、江南制造总局旧址上的上海世博园、攀枝花钢铁厂建为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中国的“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拍摄地的湖北襄阳胜利化工厂、作为电视剧《山海情》取景地之一的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和德国鲁尔区的工业遗产旅游路线等），但都不约而同地实现了后工业化转型。在转型逻辑上，这种实体性结构遗产再生产表面上是产业结构调整，本质上是通过新型工业化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实现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结构体系和结构要素的重构与再生，这在我国和其他国家都存在。在品牌培育上，这些遗产所禀赋的独特性和内生性，正是一种竞争优势，故可将其发展成一种优质资源和重要资本，为行业同质化竞争引入差别化发展要素。在实操方式上，可在政府、文旅公司和民营资本的运营下，深入挖掘当地三线建设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并将可活化利用的文化遗产集中于此，吸引、带动资源配置，引导、促进产业集群，从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内源型动力。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实现实体性结构遗产再生产的关键在于遗产的权属关系。有的遗产归属各级文物部门管理，有的遗产其实就是三线建设企业本身。至于后者，“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可作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项目运作的参考模式，以推动项目的资本化运作、企业化运营。需指出的是，鉴于当前文旅融合背景下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开发利用项目的增多和以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实操过程中的问题，有必要根据不同行动主体、相关制度、政策环境等方面，构建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动态管理机制和量化考核体系，尤其要及时预警商业化开发利用对于遗产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原真性的严重挤压。
就规范性结构遗产来讲，这一层面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通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价值尤为重要且通常具有历史传承性，可以其（如建立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领导基础上的“三线精神”，“三线人”的工匠精神和历史记忆，全国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三线建设企业的生产流程、制作工艺、科技知识、企业文化、历史荣誉、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乃至厂规厂训，等等）为核心要素并在使其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实体性结构遗产再生产相结合，因其自身也可作为一种“自扩结构”或者说是“制度性自生结构”。虽然它们原生的社会结构已发生很大改变，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见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可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注入灵魂。其实，这种规范性结构遗产再生产正是一种文化自觉，可为实体性结构遗产再生产加持竞争优势、增强社会效益和带来经济收益，还可为自身的赓续找到一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再生场域。
就关系性结构遗产来讲，该层面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较为特殊，不仅寓于实体性和规范性结构遗产之中，还以关系网络的形式有机统合着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故对其网络（如三线建设遗产从属的不同产业结构、隶属的不同行业、具有的不同城乡区位等多种关系）需进行解构、调适、重构乃至新构（如社区变景区、工厂变景点、职工变导游、火车变观光车、职工宿舍变景区酒店、工厂生产流程变旅游观光项目等一系列的社会结构转型关系），可促进实体性和规范性结构遗产形成新的结构、新的功能和新的统合。因其本身就是一种自带能量的“自扩结构”或“关系性自生结构”，故这种关系性结构遗产正是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具有配置资源、统合要素和调适关系的结构—功能，也是其自身可自主能动地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通）”的转型场域。
综上来讲，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一旦在一个地区形成，就具备一定的结构性和功能性，可成为一种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要素，诚如李培林所说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这种遗产资源的内源性、结构的能动性和功能的再生性，有助于形成一些新的自扩结构或自生场域，即通过结构体系再结构与要素功能再转化之结构遗产再生产，自主能动地形成一些新的结构和新的功能，从而提升竞争优势、配置相关资源和引导产业集群，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内源性发展。事实上，这是当前三线建设企业在后工业化时代迈向更加现代化的一种过程，也是很多三线建设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路径。
总的来说，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产业革命，赋予当代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新的时代使命。不论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中，还是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抑或是在三线建设企业及其地区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中，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作为一种新型文化遗产被重视更被寄希望成为一种文化资本，旨在通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复兴来带动相关资源配置并激活内生动能，以实现企业—地方—国家的振兴。
为此，社会各界给出了很多办法，但仍难以走出保护与利用二元选择的困境。因此，我们换一个角度即以本土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为理论框架，同时结合“结构遗产”的分析范式，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提供一套新的分析框架，即以结构遗产再生产这一新角度来反思以往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二元对立。这不仅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再认识，也是对创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再思考，更是对离我们最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再探索。尤其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围绕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议题，可谓仁者见仁。一定意义上讲，此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变与不变；二是如何在微观的三线建设企业层面、中观的三线建设地方经济社会层面和宏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层面发挥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作用。其实，近年来围绕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呈现出活态保护与活化利用、传承发展与创新利用等一系列转型思路及实操方式，但都绕不开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或更为准确地说是“现代—更加现代”转型这一基本关系。那么，如何推进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并在上述层面形成统筹联动？首先，在认识论上，应看到作为文化遗产子系统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既是三线建设工业化结构体系与结构要素的综合体，也是三线建设工业化现存与遗存的连续体，故可将其视作三线建设工业化的“结构遗产”。由此，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实质上是其体系与要素在后工业化时代的重构与再生。其次，在方法论上，应从传统的本体保护与实体利用即在后工业化的被动应对中形成一些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转向“结构遗产再生产”即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多种场域中通过自主能动的结构体系再结构和要素功能再转化，培育出竞争优势并带动资源配置和形成产业集群。由此，在创新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后工业化转型机制的同时，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构的创造性转化和功能的创新性发展。
综上，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不仅具有一般文化遗产的属性和特点，而且多以“器物”形态昭示众人和传给后人。在一个地方又多以一种区域“小历史”而存在，但其形成、发展与演进又与世界、国家和社会的“大历史”之变紧密相连。在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本无，因其是鲜活的、生动的。伴随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曾作为国家或各省区利税大户、重点企业、担当支柱的三线建设企业，在面临市场经济的考验和经历社会转型的阵痛中，有的重获新生，有的风采不再，有的已不复存在。但这并不会导致作为一种“结构遗产”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消失，它会以一种新的有机统合，重新获得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它也会以一种新的结构—功能，自主能动地营造出再生场域和释放出内生能量，由此挥动“无形之手”。亦由此，它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继续绽放工业之光，还将在新一轮的社会结构转型中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贡献出那个在激情燃烧岁月中熔铸的“三线精神”。只要我们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就不会终结，而这种转型或许“并没有一个宿命式的社会终点”［5］。但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后工业化转型研究，不能“就文化遗产谈文化遗产”，需动态地关照“大历史”变迁中和社会结构转型下的国家、市场、企业、社区和工人，以及他们之间不断互动、调适与重构的关系网络和主体偏好及其行动策略，才能在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独特的转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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